（1）就《民运，为什么内斗不止？》与阿良一吵！

    我说阿良，人不就是有理性的动物吗？你把一堆石头弄到一块它就永远也吵不起架。人有的就是个理性，那它表现的能不是理性？只要表现的是理性，那就有相同和不同。人的联系是互相间的，要么用口说出来，要么是用笔写下来；在自己呢，就只是思。理性不是能像你阿良和我阿丰这么独立存在于视觉的（视觉一词并不全当，应为客观世界），它得依附在咱们生命物质内，只有借着外来条件（声符或形符）才能展开。

    “互相间”这个关系是理性形成和存在的条件，不处在互相间哪有交流？个人智慧也无从形成，智慧所以叫智慧就因它既具有互间性，又是个人的。一个人要思考得借着公共的载体，载体若不是公共的说出来别人又怎么能懂？所以个人智慧得以人人都懂的智慧材料（载体）为其条件，智慧才能形成，才能交流，才有价值，才能贡献于公共，吵是免不了的，吵是理性证明性的质的规定性。

    还有，人是一个一个的，在物种学上又是无差别的。

    可是我们全人类又同处在一个地基或环境，这就是智慧共同性又个别性的根据：地基与环境是同一个，人却各是各的。这两个条件是客观的，不能抗拒不能逾越的－－它告诉我们：个人只能在共同地基和环境的一顶点点位置上形成其智慧。由共同的地基和环境和物种无差异性所决定了：智慧的相通性和公共性；由个体在地基与环境中的局部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智慧的个别性，个人性格的特殊性。而智慧的内容又有二：

    ①身外世界的事物（无限的宇宙事实），全部是相对的和可观察的；

    ②生命内在的过程和心理的过程，全部只可内感，可不可观察。

    这两个系统对所有人类成员都无差别，所以知识才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

    可在个人那里，知识的形成是个内在（不论生理还是心理）过程，各各独立完成，互间只可交流（让人了解）不能互相体验，即使用外力把不同的人捆在一起，强迫他们接受同一局部环境的作用。在各个人那里发生的作用点作用质也不可能是同一的。所以就得承认智慧的个人性和个别性－－有可能对某些问题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也可能只有一部分，还可能是完全相反。比如在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判断上，咱们三人并没有抵触，只是我认为人享受的既是民主，无论用什么来修饰最终人所享受的还是那同一个民主的质，修饰只能对程序不能对实质。无论用什么词来限制都不能使人所实享的民主不再直接。我借眼下时髦话来骂自己一句：

    我孙丰是在卖弄－－实际是我是在做学问，想纠正实践家的达不到纯粹；而阿凯兄手握实践家的剃刀，就不喜欢问理性上纯不纯洁。并不是说咱们在实际上有歧意。咱从七九年走到今天，可以说相交已久，在交流上都可能发生某种限度的障得，何况在无限广阔的人生之路上的帅哥靓妹阿公阿婆们，怎能不吵吵闹闹呢？所以我阿丰说“阿良指责民运的－－

    “总是永远吵架”那就对了！不吵还叫理性动物吗？

    不吵还有民运伍身的洗礼吗？人本主义不是吵出来的吗？

    就是民主制度深厚的国家，这系统罢工那领域示威，这不就是民主嘛！罢工和示威就能机制地使处在影响地位的人较少失手，就能使秩序处在较普遍的价值状态中，互相吵架是免不了的又是必须的，应该的，没实现民主就要吵，实现了民主徒续吵。

    有的人高兴被中共玩弄，高兴做小线人，那是他的意志，他的意志也该享受自由。我们有躲开他、揭露他、不上他的当的正当防卫权，却没有干涉权。你得知道呀伙计：只有“运”才是意志，属之精神。那个“民”可是存在，是不移性事实，所以对所有介入到“民运”的人来说，是努力，是出于主观，可凡在有足够量的人群的地方，民运都是要发生的，直到宪政实现，这却不是努力而是必然。只要“民运”发生，就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够把公的理和婆的理统一为一的是民主进程的形势，形势给出了任务，任务在一定的时间和相当的程度上较能既反映公又能反映婆，就像八九民运广场上那幅画面。当一个形势过去了，被任务统一在起的各种见解、力量就有可能重新分离，又会有矛盾出现，有时甚至会很尖很很复杂，直到另一个更具概括力的新形势的出现。所以吵吵不能用为支持对民运做低估。

    你徐水良首先是一个人，不得不在世界上又在时间里往下延续，你现的写作可看出你把自己也把众人完全地看成主观，你不去考虑我们的全部主观都只是个被动的结果，你有七情和六欲，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从七十年代就与共产党作斗争的人（民运分子）才有的，而是因你是一个自然的人必然有的。你成了一个民运分子，有时在民运活动上表现七情和六欲，不能说其中的缺点（如果有的话）是因了民运，倒是因你是一个普通人。就以这个倪育贤为例，他没进民运就缺点多多嘛，他现在是举着民运的旗，可别忘了，举民运旗的人还１００％的是普通人，自然人呀，还七情和六欲呀。我们这些人只在一点上－－要求民主，要实现宪政上与一般人不同，在其他方面是１００％的一个样。所以普通人里的坏毛病：贫婪、放肆、嚼舌头、捣鬼……的程度和比例与我们一般大小。因我们还是普通人，我们不是权力，没有力量阻止不喜欢的人加入进我们之中。你看到的民运的那些缺点，不是我们民运的，而是人的。

    当然，民运具有对民族承担责任的自觉性，就有义务严格自己，规范自己，但这只能从各个个人做起。从各结成的团队内部做起，从学养做起。谁在民运里放肆、偷机、向中共献媚，嚼舌头，挑事，不知自爱……那是他自己的事，与民运无关，是他被淘汰出去的根据。

    所以你说的－－“中国民运的狭义民运圈，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总是永远相互吵架”，这话做为描述未尝不可，做为判断就必然是失当的。假如我还用这个描述推出一个相反的判断呢？那也不是不能呀：

    民运队伍永远在相互吵架，不正是它在完成自身的洗礼吗？－－不吵怎么辨？不辨怎么洗？不洗怎么浪花淘尽英雄？你眼里的大坏事大糟事，我却看成大幸事大好事。同一个事态，只因看的个人取了不同的立场，看法往往就不一样了，不妨也去想想相反的看法。

    民运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相反，我认为它很正常很健康，并且很有前途。（等着，明天接下去，我就来证明我的立论，你先别忙着驳，等我写完完再驳不迟）。哈哈哈！

   （2）孙丰：不是斗内，是精神批判性的证明（２）

    －－就《民运，为什么内斗不止？》与阿良商回讨

    我说阿良兄，你是否很讨厌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至今天我们还要从这遗产中吸吮营养，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今天。中国文明最繁荣最影响后世的就是这个时期：要在当时，对于你这样的批判家，你们渐江或江苏国容不下，可以到俺齐国，有俺国的孙尝君好好招待你。你仍可以去游说诸侯。被秦泽东那么一统成大国，百花变专制，百家就成独裁。

    争鸣原本就是理性的本质表现，你怎么能得出“争吵是内斗”这个结论呢？试问不斗怎么去伪？不去伪怎么存真？老兄啊，互联网这么大，反共的斗士不少，但把自己划为批判家的并不多，你是其中之一。你建立了一个体系，并在用体系来解释现实，这意谓着什么？这意谓着你不只是在反共，并且还把现实世界的光明与黑暗都理解为理性的不同应用，你通过理性的清理来确认它和校正它－－你还把反共当做学问来做。那就得说民运内发生的是争呜，是洗礼，不是内斗，民运正是从斗争批判中来淘伪汰劣的，来获得健全，获得自省，沉淀成普遍的秩序。

    不错，民运中可能有冒牌，也可能有人受中共操纵，更有垃圾分子，可你得知道，先有常人后有民运，所有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都只是常人，不为民运而生，是常人就有常人的弱点，只是在生活之流里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偶然形成了民运这个阵营，当然地也就把常人的弱点也带了进来。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纵然有九十九个人上当，余下的那一个仍是民运的全部，代表了民运的方向，代表了“民”这一事实不可抗地走向个体自主的趋势，仍然抹煞不了民运是先验的和光辉的。骗子正是在作假、欺诈、拐骗、装鬼、弄神……中为公众所认识，为社会当案所记载，他们才必然在某一天被民运的车轮所甩掉。常常说的“正统民运”不就是对杂牌的一种分割吗？并不是淘汰不掉，是民运自身的淘汰进程尚未进入迫切。是老兄你把常人的弱点民运化，又把民运非常人化和理想化了－－民运是常人中的一部分，只是代表了人际关系的必然前景的那一部分，常人的七情六欲，贪婪、狭隘等人性共同性在民运身上是同程度的。当然他们应赋有在斗争中洗礼自身、纯洁自身的义务。

    正因个人所可能的成长的局限性才得出这种并不客观的结论。我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你的个人局限性－－忘了什么时侯我曾半真半玩地向你指出你对“现象”一词的使用总是错的，几乎全是多余，可你至今还是这么用着：

    “这种现象，让很多人迷惑不解。”

    阿丰就来问阿良：这是行为或事实还是“现象”？我不要你来雄辨，只要你向自己回答：你为什么非把行为或事实说成“现象”？你的前两分句“永远相互吵架，永远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已经周密地描述了事态，使它生动的“具象”了，你凭什么非把已经“具象”了的再倒退成“现象”？

    你手里拿着个浙江汤团，你非说拿着的“粮食”。至少得承认这是个性方面的一种限制吧，那怕它再小，再小也属于艰制而非敞开性。为什么？

    就因你的知识积累中有别的，却没有这部分，所以你就认为这是技术，是小事，不影响真理。若果真这么小它能滋润出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学派－－德国古典学派吗？那马克思不过是这个学派的不肖弟子。他先生的辩证是从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的还原或推进，讲求的是严密和准确，他的辩证干脆就是教人如何不讲理。他丢失的就是这个学派的理性纯洁性。若果真那么小能够单用这个词《现象学》就独树起人类思维的一座里程碑吗？并且这学派又派生出更加纯粹的《分析学派（即语言逻辑）》后来，又在数学方面派生出《数理逻辑》，并且战后独占思想界三十年。讲这些是否只是书生之见的瞎抽象？那就讲个具象－－

    就拿“共产党”来说吧，你阿良看到的只是发生在各国的一种社会事实，你可曾注意到它的更为深层的方面－－不是事实而是构造事实的理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