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超临界状态和结构、组织的作用）

   2007-7-28日

    [按：本文应《动向》主编张卫国先生约稿而写。当时写了一个简稿，因言犹未尽，接着又扩展写成本稿，是简稿篇幅的三倍多。因《动向》字数篇幅要求，只能由《动向》发表适当删节的简稿。这里发表的是扩展稿。——徐水良]

    中国民运的狭义民运圈，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总是永远相互吵架，永远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这种现象，让很多人迷惑不解。

    三十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事业和代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广义民运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成效，在思想、舆论方面不断胜利，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和社会舆论去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中共专制，甚至迫使中共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空谈自由民主。但是，与此同时，尤其是1989年以后，中国民运的狭义民运圈却总是不断失败。狭义民运圈是广义民运的凝聚核心或组织力量，因此，这种失败，也就是广义民运在组织方面的失败。这个现象，确实是共产党专制极权国家，尤其是中共极权专制条件下的独特现象。

    现代专制，特别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远远比过去历史上的专制厉害得多。著名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老大哥”，不仅非常严密地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且非常严密地控制和领导了反对派组织。他不仅严密控制一切人的行为，而且企图严密控制一切人的思想。甚至通过严刑迫害，在反对派人士被处死以前，迫使他们改变思想，真诚拥护老大哥。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采取了几乎与老大哥一模一样的政策。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人们在一些国家的档案中发现，在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队伍，反对派组织，教会工作人员等等中间，百分之五十六、七以上的人，是共产党的线人，不同程度地为共产党情报机构服务。其中有的是共产党打进去的，有的则是采用各种手段，从反对派中拉出去的。

    由于共产党的残暴专制，又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反对派人士在监狱中，只有很少人能够顶住共产党压力，大多数反对派人士则很难顶住共产党压力，他们会在监狱中屈服。还有不少的人，没有进监狱就在共产党压力下屈服了。在这些屈服了的人中，大多数又会在中共压力下，与中共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当然，被迫屈服了的人中，后来也有表现很好，不受中共摆布的。我知道有些很好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那些在监狱中“竹筒倒豆子”，表现很差的人，极少有人不变成中共线人。但这样的人，由于他们有中共许可，可以肆无忌惮的发言，表现得很“勇敢”，同时又有地下势力配合，大力吹捧，中共官方则从反面配合，或制造事件，或抓抓放放，搞雷声大雨点小的“迫害”，大力哄抬，因此往往被捧成政治反对派的“明星人物”、“领袖人物”、“领军人物”。

    至于打进来的那些人，人数上还没有被拉出去当线人的人数多，不过数量也不少。但他们一般很少进监狱，即使进监狱，也是为了做样子或者帮他们造势，是不是真的关在监狱，你根本搞不清楚。他们人数虽然略少，但却是共产党安插在反对派中的骨干和领导力量。

    记得七、八年以前，有一个朋友极力向我推荐国内某个“领军人物”，说他非常勇敢，不断写言辞激烈的优秀文章，说他了不起。我说：对照他在监狱的软骨头表现，你不觉得奇怪吗？换个别人，这样做，早就进监狱了常住了，他却一点没事。你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个朋友很聪明，想了一下，就恍然大悟。

    对这类事情，如果你想明白了，对于这类人舞台上的表演演出，也就会洞若观火。那些“勇敢”的激进人物，有的后来非常奇怪地鼓吹甘地主义，鼓吹非政治化，还演出众所周知的排郭门之类的好戏，如此等等，也就早在预料之中，一点都不奇怪。演戏，尤其是演出过火时，有时总会露出马脚、破绽。

    据我们所知，与东欧苏联相比，中共更加重视对政治反对派的特务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规模，远超过东欧。而且，中共采取了非常有效的一种办法，这就是“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的办法，就是主动，抢先组建反对派的组织和窝点，使得后来社会上的反对派人士，大多数进入这些组织和窝点中活动，这也是他们“制敌先机”的厉害一着。他们在七九民运时使用这个办法，非常有效。于是，推广到海外。中共这一手非常厉害，使中共在近三十年时间内，严密控制了政治反对派组织。这些，也就是中共“控制民运，领导民运”的方针。

    至于中共在海外的地下势力，则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往往是双重，三重，多重间谍。既当中共线人，又当台湾线人（其中包括国民党线人和民进党线人），又当美国和西方情报机构线人。但他们实际上效忠的，只是中共。这就使台湾、美国和西方情报机构，不同程度地受中共蒙蔽。

    很多幼稚的好心人，不断呼吁停止内斗，呼吁大团结，大联合。然而，每一次“团结、联合”，总是更大的内斗和分裂，总是带来更大的伤害。到后来，真正的异议人士一听到“大联合大团结”就害怕，认为一次新的大内斗正在策划，即将来临。以致剩下来呼吁“大团结大联合”的，大多数是一些可疑人士。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真政治反对派人士向中共地下势力屈服或者受骗上当，被中共地下势力统一，否则，不内斗，大联合，大团结，根本不可能。中共及其地下势力，为了瓦解政治反对派的势力，败坏政治反对派的名声，为了转移对中共的斗争大方向，不可能不在政治反对派队伍搞内斗。一时搞不起来，也可以让其地下势力分成不同部分，轰轰烈烈搞内斗。而且，中共对他们的线人和地下势力，也并不完全相信，为了实行有效控制，他们也需要在他们的地下势力内部制造矛盾和内斗。所有这些，也就是越到关键时刻，内斗越厉害的原因。

    中共是专业情报人员，又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异议人士是业余人士，力量弱小，两者差距悬殊。尤其是绝大多数异议人士，一开始完全不了解中共的这一套，有的甚至到今天也进步不大，因此只能不断吃败仗，不断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被打散，被搞臭，势所难免。而在目前分崩离析的情况下，要扭转失败，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说，海外民运搞了二十几年，结果搞成负数。如果过去没有海外民运，我们现在处在平地上，重新起步搞海外民运，很容易；但过去搞了二十多年，结果不仅没有向上发展，而是向下掉到谷底，悬崖峭壁，很难爬上来。

    狭义民运圈的失败，主要是组织方面的失败，其他方面的失败，都是因为组织方面的失败，包括“内斗”问题引起的。上面这些问题，主要也就是中共瓦解反对派的有组织力量。因为组织力量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当对立双方人数相差不大，或者虽然人数差距很大、但对立情绪不是很大，或者人数差距很大，对立情绪也很大，但还没有大到一定条件下的极限，那么，往往就是双方的组织程度和他们拥有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大小，起决定作用。

    所以中共打压反对派的重点，就放在组织方面。而在思想、理论和舆论方面，尽管民运非常缺少舆论工具，基本上是数量不多的一些个人分散地从事思想、理论和舆论工作，中共也花了很大力气，依靠国家及其和暴力，来控制舆论，但中共仍然不是民运的对手。因为在思想、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对抗，与战场作战及组织方面的情况和对抗不同，在这里，人数多少和双方阵营的力量强弱，并不起很大的决定作用。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它的最后胜利，并不取决于这种人数和力量的对比，而是取决于它能否为实践所证实。因此，只要一种思想或理论没有被完全封杀，一个人对一万个人，甚至一个人对一个强大的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对于这种思想理论的最后胜利而言，这种巨大差别，却仅仅对胜利起时间上的滞后作用，而不起决定作用。这也就是广义民运的胜利、和狭义民运（民运组织力量）的失败，同时并存的原因。

    但是，组织力量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当其达到一定条件下的极限，或者出现某种偶然条件，降低其极限，突发事件就会发生，特别是武装力量中的反对势力，中立势力的壮大，将会大大改变其客观条件。

    由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极权专制特别厉害，不允许任何反对势力有结社、组织的自由。因此，一般说来，共产党国家极权专制政权，除了波兰由于情况特殊外，都是在反对派没有组织力量，或者没有稍微像样的组织力量的条件下，产生突发事件而迅速崩溃的。与苏联东欧相比，中国反对派的有组织力量，还是最强大的。中国反对派，其人数，其组织，其反对运动的规模，都远超过苏联东欧及其总和。在组织力量、组织程度方面，除波兰以外的其他各国，也都无法与中国相比。

    所以中国民运的失败，尤其是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不在这些方面，而在其他方面。其中，中共及其独裁者邓小平特别残暴、血腥、坚决；相反，反对派、特别是其领导人非常温和、胆小、犹豫；后者中，特别重要的是赵紫阳等领导人的表现。虽然中国当时的反对力量远比后来八一九时苏联的反对力量强大，其中也包括军队内部的军心动摇，也大于苏联。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赵紫阳在行动上却远远不如叶利钦，一个坚决反抗，一个不敢反抗，天渊之别。两军打仗，统帅不抵抗，当然不可能取得胜利。两军相对，一边统帅非常坚决，另一边统帅却不作战不打仗，结果如何，不言而喻。在这里，任何遁词和诡辩都是站不住脚的！

    突发事件中，专制极权政权之所以迅速崩溃，是因为共产党寡头专制阵营极端孤立，人数极少，连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也反对共产党。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只要军队保持中立，包括一部分军队倒戈，其他一些保持中立，忠于寡头集团的军队必然士气低落，寡头阵营的组织力量，立刻就会崩溃瓦解。而反对势力人多势众，很容易迅速形成组织。因此，一般情况下，都不是反对派的组织力量引起突发事件，而是突发事件产生组织力量。

    有的人，尤其是中共地下势力，把这些问题颠倒了，认为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中共就不会垮台，有的反对派人士，因此就不顾国内的客观情况，搞组织方面的冒险主义。这是完全不对的。

    八、九年前，我曾经借用“超临界状态”这个自然科学中的术语，来解释突发事件造成专制极权政权崩溃这种社会现象。在这里，我要再次借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社会现象。自然界中，在正常情况下，气体总是在一定压力和温度的临界点（沸点）凝结，溶解物（溶质）总是在饱和点结晶。凝结和结晶，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压力远远超过临界点，溶解在液体中的溶质远远超过饱和状态，仍然不能凝结或结晶，这是超临界状态，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只要一个小的扰动，例如进入一粒灰尘，成为凝聚核心，气体有可能顷刻凝结，溶质有可能顷刻结晶。一党极权专制的高压社会，在其崩溃前，往往就处于这种超临界状态。由于专制独裁者的残暴，又由于没有有组织的力量，居民的反抗、不满情绪进入超临界状态，这时，一个小的扰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反抗和不满的大爆发。这就是专制极权政权往往由突发事件崩溃的原因。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缺乏组织力量，尤其是缺乏凝聚核心，都是进入超临界状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