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8月17日12时12分 发布

    茅于轼的“保护富人”有三个理解的维度：

    第一个是茅于轼近来突破的，对富人的正当权利，例如财产权的维权。应该说，维权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当私人财产权出现之后，必然要保卫自己，免受强制和侵犯。茅于轼记忆中的50年代国有化运动，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迫害并不是来自底层，而是知识分子内部，很奇怪为什么反思文革的时候，总是把人民当作知识分子的替罪羊）交织成一片，这些都是用大多数人的名义，用人民的名义。与文革反思一样，人民还是这种利用中替罪羊，政府使用了人民的名义，在当下侵犯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财产权，和少数不正当来源的小鱼小虾（绝大部分不正当来源都是权贵，政府的自家人，或者就是政府官员自己，不会侵犯的）。而人民并没有从中受益。茅于轼主观上为捍卫正当阳光富人财产权的，客观上更大地捍卫了违法腐败富人权贵。茅于轼把这一小撮不顶用的人，当作了富人主流。为了一小撮人，把人民当作了替罪羊。政府是侵犯财产权的首恶，茅于轼要维富人财产权，矛头应该指向政府，并且和人民联起手来。人民并不痛恨少数正当来源的富人，相反羡慕崇拜，可以放心地联手。不联手也不要“诬蔑”。

    第二个是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茅于轼当心，搞市场经济和“先富”起来，是在养猪猪大了要杀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民生倾向如果没有沿着法治宪政的轨道走，就可能走民粹主义的路数，再次国有化征收。还有就是洗一步的用暴力革命流血再分配，穷人造反。

    这两步确实要避免，可是这并不是对穷人谆谆教诲可以行得通的。穷人其实比富人害怕革命，没有实在没有活路的时候，其实都是受气包。可是即使每一个人穷人、知识分子都赞同茅于轼，并且抱茅于轼的话当成红宝书好不好，可是美好的意图不能当饭吃。

    违法腐败富人权贵一步一步紧逼，不给活路，这时候茅于轼如果要为穷人做事，那就是挡在“推土机”前面，对富人训诫说理，对富人说话，把温暖的背影给穷人好不好。也就是对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步一步紧逼的情形之下，茅于轼就好心办了坏事，明显拉偏架。坏人十八般武器全来，茅于轼还谴责穷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抱住穷人身子。

    要避免民粹主义和未来革命，并不依赖于民众觉悟有没有茅于轼高，而在必须把权贵当作恶人，把富人当作坏人，而不是功臣，因为富人的主流是坏的罪恶的。可以把阳光富人放到一边，或者当作盟友，我相信阳光富人也是痛恨黑恶富人的。这样才能够让知识分子避免，为了照顾少数阳光富人，而藏舞纳垢连黑恶富人也一概保护了，才能够让知识分子从庙堂之高走下来，下降到公民社会中间，和人民组成联盟，避免人民自发变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够形成可以与权贵相对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对抗政治，以力量对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让富人妥协，才有可能让穷人不用造反。

    我就很奇怪，经济学中不是假设人性本恶。茅于轼如此怀疑穷人的人性，为什么就不怀疑富人的人性。只能说明茅于轼对穷人有其自己没有自觉的偏见。茅于轼就这么相信，富人不用说理，就天然而然是好人，不是掠夺的狼，而是哺乳的羊。颇为奇怪的是，茅于轼好像不对富人不大要求什么，宁可自己作，自己为穷人办事，也不要求富人承担精英的责任，都是很卖力把富人“立”为精英。我这里必须说的是，即使茅于轼对富人严加训词，富人还是倾向于做坏事，迫害穷人。对富人讲道德，是没有用的。何况不讲。

    第三个是民众心中的“隐痛”：继续让富人先富下去。

    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全民共同富裕，如今这个目标不再高悬于天空之中，而是摇摇欲坠。为了发展国家经济，适当的不公平是可以容忍的。只有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剥削才是被同意的。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是不可容忍的，是罪恶的。只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而对如何让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落实于每一个个人缺乏可靠的，明确的方案，这足以使目标坠落。模糊的方案不能避免经济发展只受益于特权阶层的情形。乌托邦梦想幻灭的人们可以认为，从内部产生的蛀虫已经侵蚀了绝大部分奋斗的成果。如果社会存在大规模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现象，可以说，几十年来的奋斗，不过是黄梁一梦，转头已空。

    在人们的心中，邓小平提出的“富裕论”中，必须有一个前提，让民众相信这才是符合普遍利益的。这个前提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这样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进行分离，由特殊趋于普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一些人或者一些地方，有幸被选中成为“先行官”，但是他成为先行官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项连带责任。这就是履行帮助未富者一起富裕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天生的，没有人回避的余地，是无对价的，也就是没有回报的。至于如何履行，当“先行官”富裕到何种地步的时候应该开始回报，这是默示条款，没有明说，但是谁都心底清楚。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能束之高阁，必须不时地责问，不断计算他们与目标的距离，看看有没有逃逸出去。　

    按照“共同富裕论”、“先富带后富”的逻辑，在时机成熟时，就应该开始“传帮带”的动作了。现在穷人担心，或者已经看到不能让先富起来的人像是挤公交车，已经上车的人都希望快点关上车门，或者是要扔下未富的人不管了。

    从北宋王安石以来，凡是提出“牺牲眼前利益，争取将来更大利益”这类口号的变法，都失败了。这类口号，只能是有共同利益的小范围，比如家庭内部提出，才有意义。放大到全社会，则毫无价值。因为牺牲的人（大众），和分配的人（公权），没有共同利益。既然许下的是将来利益，那当前的利益受损，就理所当然了。这样，公权必定利用这个借口掠夺大众，将口号改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形式：“牺牲（你的）眼前利益，争取（我的）将来利益”。让富人先富下去，就是让穷人更穷下去。

    这类变法要成功，只有两种可能：1，牺牲利益者就是分配利益者，也就是分配的人做出牺牲。这种从自然天性来说，概率等于零蛋甚至负数；2，将分配利益者，和牺牲利益者，通过制度互相牵制。这就只有分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切蛋糕和选蛋糕”。

    第一种可能，依赖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大公无私的。我想茅于轼也不会这么认为。经济学已经明白了政党官员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教诲说人性是自私的。第二种可能，我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展开，也会出现一个非驴非马的，就像市场经济出现非驴非马的一样。

    茅于轼认为，改革必须坚持，改革失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尤其是否定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已经被改革这条思路，或者这条思路在当下扭曲形成的“政策”搞得这么糟，难道这条思路还有力回天么？深化改革能担保什么，nothing。1995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流传这种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如今要求进一步深化，那是狗进厕所，不仅找死，而且找被大便淹死。走这条思路，就意味着扭曲。这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已经形成惯性、磁场和黑洞，改革就意味着扭曲，深化改革意味着进一步扭曲。首先请茅于轼显示出来深化改革有挣脱惯性和磁场的勇气和力量，再来谈深化改革的希望。

    改革理想与现实之间，只有在例如改革初期那样合适的时间内，改革理想可以牵引改造现实。当过了临界点的大部分时间，理想与现实冲突越大。改革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改革理想仅仅是黑暗现实的贞节坊和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