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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162.

发言人: 薛涌, on 8/12/2007 9:40:00 PM 显示/隐藏文字

   信源:万科周刊

   我最近终止了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这一决定不能说不痛苦。多年来,我和该报合作甚为融洽,一直将之视为在中国最为敢言的报纸。该报评论版的编辑,个人素质在中国报业中也可谓鹤立鸡群,我一直十分珍视和他们的关系。我最终决定终止合作,乃是在于他们违反了合作的诺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封杀了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开明的媒体,对言论自由也未免是叶公好龙,由此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否有既得利益?媒体监督社会,那么谁来监督媒体?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自律?为了帮助公众和媒体思考这一问题,我不妨将此事的前前后后作一个交代。

   不久前,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矛头指向茅于轼不久前在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众所周知,茅于轼先生最近频频出来为富人说话。前一段说先保护了富人的利益才能保护穷人的利益,富人的赚得第一桶金,也许不干不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篇文章中则又声称:"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我在文章中,主要指出了茅文的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GDP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十八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当然,茅于轼编造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的话来,也并非出人意料。第一,他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我们二三十年前的教科书上抄来的,自己已经被洗脑。第二,则是出于他"为富人说话"的需要,要把屎盆子扣在老百姓的头上。所谓" 仇富"导致贫困之说,任志强早就说过。我也早作了反驳。你看看有几个中国人恨姚明?他不过就是能把一个球装到筐子里,怎么能富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对此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相反,大家都是他的粉丝、以他为荣耀。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正当得来的财富从来不仇恨,仇恨的是不义之财。有些正当致富的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其实和一般小民百姓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一样,是我们国家法治不健全之过,怎么能让同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担当责任?"先保护富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并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如同体育比赛,在同样的规则下,总有胜有负,有金牌银牌,有刘翔、姚明,也有生活无着落的末流运动员。在这个意义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合情合理。但是,如果你说规则应该先保护那些跑的快、个子高的人,那还有公正的竞争吗?如果法律将富人优先保护起来,穷人则等而下之,难道穷人不该仇富吗?

   这就是我的道理。我还告诫《南方都市报》,请名人写文章应该负责。茅文通篇没有证据,信口开河," 先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这类刺激性的语言,在当今社会公平问题严重的时代,对穷人有侮辱性,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比如,在美国的媒体上,你很难想象有知名人士会这样说话。如果有时有人不小心这样说漏了嘴,也会招致全国的抗议,要不停地澄清、道歉,有的甚至为此丢了工作。我们的报纸有保护弱势的责任,不应该纵容这样的言论。

   编辑部当然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同。编辑部主任特别给我来了封信解释说:"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学人与长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所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坚持以民间的立场对国内政策发言,对政策之下弱势群体的利益有积极的代言与争取。尤可贵的,是茅还能做到知行合一,最为国人所知的,是他在国家并无政策支持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资金来积极试验中国的扶贫项目,他先是在山西吕梁地区试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这项投入持续至今。此外他也同样拿出资金来开办保姆学校,收费低廉却坚持亏本经营……"因此,他认为我在道德上对茅于轼提出严厉的道德批判,让他们无法接受。另一位编辑也回信说:"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我去过茅于轼家,他就住在北京那种破旧的老房子中,茅于轼所举办的小额贷款,帮助了很多穷人。人家是在脚踏实地的为穷人做事,如果没有证据就攻击他,我认为有失厚道。" 这番解释不能说不诚恳,但很难让我接受。茅老是好人,这我愿意相信。但是,难道好人不会说错话吗?难道好人就有说不负责任的话的特权吗?好人说错话,报纸就有为贤者讳的道理吗?我接受的基本学术训练是:只认文字不认人,看见错误观点就批。我不会查三代后再决定是否批判。另外,那位编辑说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言下之意,我是个红卫兵了。这其实才是一顶不小的帽子。可是我一查我的原文,清清楚楚写着我读了茅的文字后"很难让人相信他'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没有得到富人的好处。学者讲话,观点自然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刻意歪曲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就要问其动机为何了。"一句话,我因为他错得太离谱,觉得他的话不能令人深思,而怀疑他是否有些什么动机。可见,《南方都市报》连让人家表示怀疑的权利也不能容忍。其实,茅于轼最近接受记者的谈话,已经为我的怀疑提供了证据。他先说许多富人是靠经营个体经济奋斗上来的,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象国营企业,有各种背景和优惠。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马上举出一个例子,把声言不给穷人盖房的任志强描绘成这样创造财富的英雄。难道任志强不是既得利益吗?茅于轼把富人说成英雄可以。我确实相信有许多致富的英雄。但是,放着那么多个体户他不提,单提一个国企的老板,难道不是在为既得利益说话吗?人们不能对此"怀疑" 吗?

   这是我和编辑部以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根本不同。不久前我批判吴敬琏,编辑部就很不高兴,闹得大家的关系很紧张。其实,在意识形态上,我和吴敬琏一样是市场派。我所不理解的是,这么一个拥护市场经济的人,为什么不为街头巷尾的个体摊贩说话,而跑到国营企业当独立董事?茅于轼也是一样,要说富人是英雄,怎么不拿一个贫穷中起家、忍辱负重致富的小生意人作例子,而非要举出一个高干出身并在国营企业当总裁的任志强?

   其实,说了这么多,编辑部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不代表既得利益。不过,编辑部至少应该尊重别人不同的想法。你在网上作个民调就明白:如果你为任志强说话,多少人会说你不代表既得利益呢?再举个例子,你看美国的选举,政敌之间,永远会攻击对方代表既得利益。你找不出一个政治家不被贴上既得利益的标签的。难道你能以一句"缺乏证据"为由,不让大家说这样的话吗?

   也许是因为在国外住久了,我和国内的编辑打交道,常常有些不适应。有时觉得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比如,一次一个编辑退我的稿件,理由是对美国的描述不对。我问她:"你在美国生活过一天吗?""没有。"我并不是说我一定比她高明、正确。我只是想说,她对美国有自己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她没有道理说她一定正确,我的观点连上版的权利也没有(这是约稿)。毕竟我不傻不苯,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我的观察和她的印象不同,总还有点参考价值吧?茅于轼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不坚持我一定正确,我也不强迫别人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不同意、不接受并不是封杀的理由。

   我在批评吴敬琏时,因为和编辑部闹得很紧张,就对他们提出一个合作方案,以《纽约时报》的专栏制度为基本模式。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是左翼报纸,但多年来一直有右翼的专栏作家。专栏作家的观点当然会不断和编辑部发生冲突。但是,编辑部只能根据专栏作家的总体水平决定是否开这个专栏。一旦开了专栏,就不能毙稿子,以保证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利。这也是美国报纸的普遍规矩。据我所知,这个规矩仅在前几年破过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形同丑闻。我据此和《南都》交涉:你们觉得我的稿件质量总体上可采,就用我的专栏,但不能在我的文章中只挑你们喜欢的东西。我当然知道中国的国情。季羡林先生活了快一百岁,也悟出个道理: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如果我有些话不合上面的尺度而被枪毙,我无话可说。但是,如果因为我说的话编辑部不高兴,编辑部无权退稿。编辑部也接受了这样的合作模式。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

   老实说,我对其他报刊,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和《南都》提,是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第一块言论版。如果他们也不能坚持这种言论自由的原则,那我就不要再做这个言论自由的梦了。我一直把《南都》的编辑,当作和我一起追求言论自由、推动中国进步的同道。可惜,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居然几个月也坚持不住。导致了今天合作的破裂。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引用那位编辑的话:"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薛兄如果偏要这样行文的话,恐怕不仅光是我们不发,如果有媒体就这样发了,那是编辑的失职。"言下之意,中国应该讲舆论一律了。这位编辑在业内是素质相当高的,竟也在这里撞墙。可见我们的社会一些潜规则或者显规则,对人们的心灵毒害多深!我在美国住久了,看共和……一天到晚说希拉里代表利益集团,民主……一天到晚说布什代表利益集团。这些也许都是政治偏见。你发出任何声音,都会发现有人激烈地和你唱反调。相反,如果只有一种声音说话,发出不同的声音就等于 "编辑的失职"的话,我们还有自由吗?茅于轼自己也说:"骂我也可以的,但是不要谩骂,那样没意思。如果骂我能讲出道理来,我很喜欢的。"我不妨将我 "骂"他的文章贴出来,让大家看看是否是"谩骂",是否一点道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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