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范亚峰秋风茅于轼等：维权讨论.150. /维权广场

杨帆：范亚峰和茅老师就是维权的参加者，我只是旁观者。所以，我觉得你们比我更加了解状况。去年夏天维权进行得正是热烈的时候，我让我的学生整理一些材料，只是从网上搜集的，未经证实。这个东西对你们几个来说是不值一提的，我少作一些介绍。把这三年的维权运动做一个总结，只是想说我还是关心这些事情的。材料都是网上找的，梳理了一下观点以后，今年又补充了一些材料。

茅老师、张老师都是我长期老师，今天来到天则就算是做一个内部总结吧。这件事儿确实影响重大。这三年的维权活动对未来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我主要是从维权运动和维权人物思想的角度来谈。这不像茅老师的报告《中国人权研究》，那说的是客观情况。有些基本判断我的确没有太多研究，但提出来一起讨论还是挺重要的。

首先，维权运动在2003~2006年的动作比较频繁，而且有其特点。先列举一下主要的维权活动。其中标志性的是孙志刚的事件。孙志刚的事件这次比较成功，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件事的处理导致法律的修改。

2004年的数量和规模远远超过2003年，出现了很多群体性的事件，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2005年行为升级、矛盾深化。出现了太石村事件、汕尾事件等等。2006年更是达到顶峰，小布什接见了余杰。高志晟进行接力绝食。后来一些事情我就没那么清楚了，陈光诚最后什么结果我没看。这些事情好像最近被关注比较少了。

第二，关于主导思想，涌现出一大批新面孔，主要是政法界律师。他们都是学法律或者政治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他们着重于个体维权，就是说这些律师自己去打官司。我说的实际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们替企业家或者其他各方面的人打官司，自己受到压制的时候也会自行维权。这个时期维权的人物和指导思想都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第三，涉及范围较大，不是限于经济领域。从最激烈到最温和的都有。这四年里和政府冲突最厉害的应该是法轮功，在海外已经和政府闹到不可开交，矛盾已不可调和了。然后还出现了个体绝食。更多的是群体冲突，有律师介入。而且这些律师都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我也看过范亚峰写的文章，还有许志永、滕彪这些法律博士我也接触过。涉及的领域从政治、新闻到出版事件很多。

下面我想提出讨论一些问题。按照国际人权标准或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准，中国执法层面上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客观判断。

第二，在指导思想中，政治自由主义为主导，涉及到和其它方面的理论的关系，比如和老自由主义的关系。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我们就很熟，在推动改革开放方面是同一个阵营的，我是当时天津开发区研究所的所长，为了改革开放连一家子三个北京户口也不要了，谁反对改革开放了？按照汪晖的说法，大多数人都是“泛自由主义者”。李慎之、于光远，何家栋，茅于轼，朱厚泽，杜润生，等几位老自由主义者，我对他们一直很尊重，中年一代很熟悉，和陈子明，李盛平等二十年前就熟。

狭义的维权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这四年的维权活动和之前那些人的活动应该有一些关系。关于这个我和陈子明他们都谈过，看法不太一样。他们之前的活动从狭义的角度说不应该纳入，性质特点不太一样。但在思想上是有继承关系的。

再有，社会主义者（所谓左翼）也有维权，他们是偏重给国有企业做，汪晖，左大培，高梁，韩德强，张宏良都下大功夫搞过案例，大概只有我没有搞国有企业，我基本上承认改制和退出竞争性领域，另搞国家战略产业，但我强调给工人以充分补偿。温铁军，李昌平一直给农民维权。卢周来写《穷人经济学》，我，在修改物权法问题的关键时刻，给全国人大写信，坚决给非法财产合法化，我们反对买办政策，这些是不是给整体穷人，整个国家在维权？广义上说应该是，狭义上说不算也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直接的法律实践。也没有必要把什么功劳都往自己和自己的理论上拉。

有的朋友和我说：“你们左派的道德光环这几年已经没有了，因为你们没有参加维权活动。道德光环重新被自由主义者掌握。” 这是一种挑拨，大概是那个王怡说的。还没有为中国老百姓做多少事，就自我吹嘘，贬低理论对手，在民营企业家中间到处骂新左派，为自由主义抢占话语权和道德高地，这样做反而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水平。

我说我不是律师，我通过文章方式，比如10年写了100篇文章，为工人呼吁要补偿退休金，算不算维权？” 我自己也认为这不算维权，我也不想去为什么派别去争道德光环。狭义的维权应该是有法律实践活动的。

中国四年维权活动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甚至得到了美国总统在白宫的接见。这是非常重大的事件。那么多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去了美国那么多，都没有受到过总统接见。好像美国总统就接见达赖。这次接见余杰几人真算是他们的特殊荣耀。但是他们自己分裂了，影响很坏。从那之后维权迅速走入低潮。

四年维权的主体思想也不完全一致。比如郭飞雄有民族主义倾向，陈永苗有民生主义的倾向，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的，但是徐友渔就不让批。这都不是主流，主流还是比较纯粹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法律自由主义。对于民生、民族和民主，自由主义内部有分歧。在民主方面，左派内部也有分歧，今天我见到张勤德也没客气，我说你们怎么什么都批？批新自由主义也就够了，毛泽东当年也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你们怎么批判起“民主社会主义”了？是批民主还是批社会主义啊？这两个我都不能同意。

我本人和穆军、武克钢、杨鹏有对话，再五年前我发起一系列思想讨论会，都有记录在网上了，和秦晖，王东成他们就自由主义和其它思潮的关系做过很多对话。这些年来对话一直没有断过。对话水平不低，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大家可以看我的博克。 YANGFANKING。BLOG。SOHU。COM

最近比较好的趋势，大家可以在思想理论就很多重要问题对话。不像我们和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关系，老在网上互相骂从来也不对话。后来在清华大学和张维迎对了一回，也还不错。但是一周以后开西山会议，他们还是坚决要把我排斥在外，他们想分化我们，拉我的朋友，孤立我一个人。但我和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想封锁孤立人，在理论界是卑鄙的行为。

再一个问题，这四年的维权对未来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对此大家还有很大分歧。比如对于民间侵权活动的原因和性质，左翼认为是改革开放之后资本和市场经济造成的，而自由主义强调是改革不彻底，政治权力得不到限制。几乎每次开会大家都维护自己的立场，把问题归咎于对方的理论，反而忽视了问题本身。这都可以善意的讨论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来说人的自由度空前提高，主要是在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方面，对此还是有基本共识的。但经济自由度一大，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政府公共职能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肯定缩小，具体情况比如医疗教育平等程度还不如以前，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全变成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小部分人的暴利了。

二是强势群体压迫弱势群体，这是不能低估的，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山西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童工和奴隶劳动，震动世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耻辱，我们提出反思改革，有什么不对吗？再归咎于计划经济，恐怕说不过去了。

经济自由、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繁荣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还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恐怕是被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低估了，他们觉得只要打破计划经济、人们富裕以后，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少。我一直对此不同意，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权力不受限制并且和资本结合。我从来不替权力做什么辩护，主要针对的是权力的延续。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政治权利在法律上还没有切实的保障，但在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方面实际上没有太大限制，至少有了网络，话可以说出来让别人知道了，

想限制也只是表面上的。主流媒体就一直限制我的言论发表，我们非主流经济学的书也出不来，现在比以前还难出。但是，我的思想还是能够广泛传播，主要是通过网络，讲课，最近凤凰卫视第二次找我摄制了《世纪大讲堂》，这也就可以了。

就业歧视中最大的可能是对乙肝病人的歧视，在市场经济之后更加厉害。对此，我有一定的了解也有确凿的证据。中国有1/10乙肝病人，一亿以上。这在前些年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政府和法律严格制度比较有效。即使是乙肝，各单位也不拿它当回事儿。我最近了解了一下，我们学生里就有很多。这种情况一般高中就做过检查，也告诉本人，因为有些专业不收这样学生。也不查大三阳、小三阳，几乎所有人也不拿它当回事儿。包括谈恋爱时也不说，他们不是想瞒着，就是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到了结婚的时候可能说，一般人也不在乎，已经有了感情。据我了解学生中有相当比例乙肝，入校不受任何歧视、同学也不知道（有的自己也不知道）。同学一起住一起吃饭，也只能如此，不能把他们单独挑出来吧。

但是，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单位领导人成了老板，而且完全不顾什么社会责任，马上就歧视他们。

2007年人大代表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建议：乙肝信息是个人机密，各单位体检时无权向医疗机构索取。但这个建议马上受到卫生部代表的反驳，他们说，我们无权保密，哪个单位只要给他们费用，就可以得到检查结果。全社会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过去了。实际上那个代表提得是不错的，任何单位无权知道这样信息，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如果不这样做，只是政府三令五申地禁止歧视，那只有学校不会歧视。就业单位领导人不理会，现在大学生、硕士、博士都过剩，用人单位当然要选择，已挑到身高、体重，乙肝当然不会要了。最近新的政策允许申诉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证据，单位可以其他理由不要你，以后也可以各种理由辞退你。只有他们不知道才不会歧视，实在太普遍涉及上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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