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6年12月21日发表)

    在我的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分析出来，中国的极权政府是一头笨重而虚弱的猛犸象。它主要有三点虚络之处，一个是武力上，一个是财力上，最后一个是国际道义上。我们民主力量就好比是一只灵动的小老鼠，从外面怎么使劲都不可能推倒一头大象的，只有钻到大象的鼻子里面去，使劲折腾，最后让大象的脑浆全糊了，轰然倒下。那么具体可能有些什么策略呢？我们现在就重点来研究一下。

    我刚才看了王德邦先生在博讯的文章"后极权社会的恐惧综合症",写得很好，读之如饮佳酿。但我也有一个不解之处，王先生在该文里面重点介绍了老百姓对于极权的内心恐惧以及战胜这种恐惧的方法，看似并不复杂，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政治高压，媒体噤声的现状下，如何让广大的民众可以了解到王先生的主张和方法，一起去战胜这种恐惧呢？ 如果民众事实上无法了解自由启蒙的先进思想，那么想法再精妙，也只能是限于客厅的清谈了。当然我们民主力量非常需要像王德邦先生这样的思想启蒙者（当然还有刘晓波，余杰等等独立的自由作家），但是我们更需要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来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在行动中进行启蒙，我以为是最佳的启蒙方式。试想，如果没有雅各宾俱乐部等众多民主团体的大量活动，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再精妙，也无法在法国得到推广，也不能成为指导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面旗帜。 (博讯 boxun.com)

    那么我们怎么来行动呢？首先当然想要研究一下行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我认为民主力量行动第一个基本原则应当是很明确：非暴力斗争为主，暴力斗争为辅。关于这一条，肯定会引来很多民主力量同仁的批评，认为民主力量自然应当遵循非暴力原则，就如同印度的圣雄甘地。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崇拜甘地先生的伟大人格。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行时候的背景，和我们民主力量目前的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如何可以简单的照抄模仿呢？当时的英帝国虽然是一个殖民大国，但是英国国内的政治制度早在200多年前就实现了君主立宪，是一个民主政体，受到英国公众舆论的强力制约，英国政府并不能随心所欲的肆意镇压国大党和印度人民。而我们现在的政府恰恰相反。所以甘地所面临的对手，和我们面临的对手，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历史背景也完全不同。英国当时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无暇顾及印度，所以只好采取步步退让的怀柔政策，所以甘地及其国大党的非暴力运动可以取得一步步的成功。而我们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和平发展，极权政府暂时没有外部忧患，所以可以集中全力剿杀内部的反对力量，而且毫不留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只谈非暴力，向极权政府要民主，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民主自由的本质是非暴力，这也是我们与我们所反对的极权政府之间最大的本质区别，所以尽管在现实中会困难重重，我们依然不应该放弃为民主力量的基本准则。然而，从斗争策略上讲，适当的暴力手段也不能完全放弃，至少是在我们斗争的初级阶段。

    大家每天都看到海外自由媒体报道国保人员骚扰虐待国内的异议分子，甚至殴打他们的家人，连高律师10几岁小女儿都不肯放过。那么我们民主力量难道就不可以进行一定的反抗，来狠狠打击国保人员的嚣张气焰吗？比如我们可以在国内秘密成立一个反迫害行动小组，成员必须是最精干的民主力量精英。然后秘密进行军事化训练，练习射击爆破等等，从境外走私一定的武器，然后搜集国保人员的资料，在必要的时候，比如他们又一次无故虐待维权人士的时候，坚决暗杀当地国保的高层人员或者当地政府首脑，造成他们心理上的巨大恐惧，而不敢再随意迫害我们的同志。因为他们那些人无非拿点死工资，不敢也不愿意为此丧命。当然他们会追查我们的同志，也许有人会被捕而处以重刑，那么我想起谭嗣同的一句话，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如果必要的暗杀可以令那些鹰犬丧胆而保护我们千千万万的同志，那么我想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而且如果成立这个小组，我李新愿意第一个报名参加。这种暴力手段当然不值得民主力量长期实行，必须慎用，而且不允许牵扯到太多的同志，而给极权政府以抓捕的口实。我们暴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以恐怖回应恐怖，达成一定的平衡，让极权政府意识到，我们民主力量并不是只会被动的等待着他们肆意践踏。那么其他广大的民主力量，自然应当继续坚持和平理性的斗争，从根本上慢慢瓦解极权政府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就不是以暴制暴可以做到的了。说到底，我们的暴力是以非暴力为目标的。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以内为主，以外为辅。也是说，我们民主力量斗争的主战场，应当是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海外。因为我上一篇文章讲到了，我们胜利的最根本的保障，是民心，是中国大陆内部的民心，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民心。那么如何争取到民心的支持呢？留在海外，脱离中国的社会土壤，无法接触到民众，显然是无法有效争取到民心的。当然，那些著名的民运领袖，已经无法返回中国大陆，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但是，还有众多同情支持民主事业的海外华人，并未列入他们的回国黑名单，大可以以各种形式返回国内，彼此之间保持秘密的联系，在自己的身边积极发展成员，或者以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每一个实际行动，感染身边的人，在一定范围内启蒙民众，争取民心。 像这样的工作，完全可以各自松散的进行，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是相互联络，相互声援，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而且回国的人员，或者原本就在国内的民主力量，若非必要，大可不必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要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哪怕与极权政府虚与委蛇也未尝不可。如果我们的成员可以成功打入极权政府的内部，甚至担任高官的话，那对于我们的事业，显然是有百利入无一害的。从斗争策略上说，这就是先钻进大象的鼻子里面，然后使劲的折腾他们。当然我们也可以积极地向极权政府内部的还有良知的人员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或者至少是中立，加剧极权政府内的离心离德，使其政令更加不畅，指挥日渐失灵。那么也就是我们民主力量蓬勃发展的最好机遇了。留在海外的民主力量，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就是继续在海外批判极权政府，使其日渐孤立。第二就是为留在国内主战场的同志提供资金上物资上人才上的支持，做好他们的后勤基地和后备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民主运动的小团体，其实不是一定要强求统一，各个团体可以各自派遣人员回国，并负责自己的物质保障。但是各团体之间应当保持紧密沟通，一旦国内有事则相互呼应，守望相助，让极权政府顾此失彼，力不从心。所以，我们要有国内的斗争为主，海外的斗争为辅，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第三个基本原则，则是秘密斗争为主，公开斗争为辅。我们民主力量自六四以来，涌现了很多敢于公开反对极权的勇士，被捕入狱多次而矢志不愿放弃理想，这些人的勇敢精神，是我们民主力量最宝贵的财富，没有他们所做的牺牲，就没有那么多的后来者，传递民主自由的火炬。我也算是其中一个后来者吧。然而，从斗争策略上讲，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完全的暴露在极其凶残狡猾的对手面前，会不会令民主力量时刻遭受打击，被各个击破而无法形成规模和强大气势呢？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民主斗争应当尽快地转入地下，广大同志，应当尽可能的不要引起极权者的注意，偷偷潜入到他们的内部，或者深入到广大民众当中去，特别是众多的弱势群体之中，如下岗工人，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贫困地区的民众，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民工等等。我们民主力量的同志，可以去当官，可以去参军，做警察国保，当记者编辑，也可以深入民众，努力获得弱势群体的信任，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那么也在无形当中将广大的民众，团结到了民主阵营里面，而是我们获得了最宝贵的民心。这一点，是公开斗争所无法做到的，因为在极权制度下，没有信息的自由，广大民众无法知悉我们的公开斗争，所以反而让我们失去了得到民心的机会和牺牲大量宝贵的人才。但是，一定程度的公开斗争，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时刻向极权者和世界各国公开显示我们中国人民不懈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和勇气，这样可以令对手在道义上永远是劣势，而且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因此，我们应当以秘密斗争，地下斗争为主，而坚持一定程度上的公开斗争。

    好了，以上是民主力量开展斗争的三大基本原则，只是我作为中国民主党人的个人之见，欢迎党内同志和其他所有朋友的批评指正。

    中国民主党旅德党员李新 _(博讯记者：李新)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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