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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遇之恩,懷念菊人

   筆者來美整整三十年了,漂洋過海,胡菊人仍然是我的心目中印象最活躍的中外師友之一。

   認識菊人,應該是1965年冬天。那時我在某雜誌工作,刊登了台北孟長軻(孟绝子)兄有關殷海光的文章,孟兄委托戴天來領取稿費,戴兄很和氣,帶我到他家吃午飯,當時菊人和戴天同在美國新聞處屬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工作,負責編審美國名著的中譯叢書。他們在九龍塘太子道合租房子,地方闊敞,就是這樣認識了。

   那時菊人己經是知名作家,初出茅蘆的我每天追讀他在《新生晚報》介紹存在主義的專欄,根本想像不到他是這樣年輕英俊,溫文爾雅,毫無架子。

   大概是1969年初,得到菊人的推荐,我有幸進了明報工作。雖然日常在(根本沒有什么資料的)資料室辦公,實際上我有空便溜到另一個房間,替當時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的菊人效力。

   我現在可以說是吃金飯碗,環境、職位和待遇跟香港時代是雲泥之別,但我會毫不猶疑的說,在明報那段日子,最有意思、最值得懷念。

   《明月》稿源充沛,外界投稿,一般要等二、三期才見刊登。可是,菊人常常給我丟下中英文材料,交待我整理翻譯,完稿後,由他監定題目,便馬上付排,他在看大樣時才酌情潤色文字,幾乎可以說”隨到隨登”。對於20歲剛出頭、連中學二年級也沒有念完的區區,給菊人欠下知遇之恩。

   (可是當他把李約瑟《中國科技史》那塊大磚頭扔給我時,我避開了。結果菊人自己使用“華谷月”的筆名把這部經典名著摘譯出來,功力之深,即使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也望塵莫及。)

   我在明報工作為期不長,大概是一年左右,可以記志的軼事卻不少。

   《明報》在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的社址外表巍峨高大,內部對員工的設施卻十分簡陋。除了查老板的辦公室有空調之外,編輯室連吊扇也沒有。(窗戶空調是後來安裝的。)天熱時,菊人有時只穿汗衣(香港話叫”笠衫”)工作,倦極了便趴在辦公桌打瞌睡。

   曾和菊人共事的陸鏗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菊人處理條子的紊亂有生動的記述,我為了找尋文稿、資料和圖片,多次打開菊人辦公桌的抽屜,對個中”六親不認”的情形,認識深刻。

   有一次,偶然在他放置文具筆尺的小抽屜盤子裏看到一張銀行匯款收据據据,有菊人手寫附言﹕”三弟,請盡力挽救母親的生命。”孝親之情,直透紙背。(後來才知道,菊人的匯款紀錄都落在某個部門手上,成為追蹤老百姓海外關係和進行統戰的工具。)

   讀者若是翻閱1969年前後的明月,很容易看到不少關於殷海光的文章,那是由於我在1966年開始,通過從香港去台大念書的友人,和殷建立了聯繫,替他搜集當時在台灣查禁的大陸出版物,頻密通訊(見盧蒼編《殷海光書信集》)的間接結果。

   那時殷海光被國民黨逐出台灣大學,極右派的文人學者像中央研究院的徐高阮(芸書)整天價地罵殷海光”賣國”(注1),菊人和我利用明月這個優勢基地,及時為殷大力聲援,菊人還熱情地托僑生帶高檔食物給殷。

   1969年9月16日,殷終於被肝癌打垮;第二天,我碰巧在明月房外見到菊人,他把我拉到一旁,靠著明報會計室的長桌寫給我”殷先生去世了。”他的嚴肅失望表情,至今猶在眼前。

   殷病重之時,港台殷門弟子(注2)都要求他授權出版文集,但是殷知道,對他的著作搜集最多最精、最有了解的,非區區莫屬。因此他在醫院病床上口述給陳鼓應(注3)的《海光文選》自敘,親筆在文題上寫道﹕”此文請面交鴻材。”(注4)敘文末尾引梁啟超的《志未酬歌》,原本是空白的。我在收到之日、坐電車上班途中,在北角英皇道口某書店附近下車,找到《飲冰室文集》和《志未酬歌》,影印了全頁,回到明月,貼在文末,菊人一看,馬上發付排字房。

   辦事勤快、熟悉材料(注5)、追求新知、略懂英文,可能就是菊人瞧得起區區的原因。我每天跟隨左右,獲益不淺,而且令友輩欣羡。朋友們常常問我,可不可以介紹晉見菊人。遇到明月付印妥當、菊人工作慢下來的時候,我會酌情徵求他的同意,接見青年朋友們。朋友往往對這些可貴機緣感激涕零,曾引用古語來形容菊人:”望之嚴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殷海光曾經這樣形容雷震:”房子越住越小,汽車越坐越大。”意思是說:雷震身任國民黨大官,住高樓大宅,出入有司機駕駛小汽車;離開國民黨之後,屈居陋屋,以公共汽車代步。在香港和菊人交往十年,覺得殷海光的名言也適用於菊人。太子道的地方最大,然後每隔二、三年搬屋一次,越搬越小;等到1976年夏天我離港來美時,他在筲箕灣的房子便更小了。

   可是,菊人當仁不讓,隨時慷慨解囊助人,眾生受惠無數。有一群”革命青年”看中了菊人這個”弱點”,經常請他喝酒聊天,同時請他”捐助革命”,有求必應。如果他把那些捐款儲蓄起來,可以老早自置房子,不用向人租住地方,不用向報社借錢了。

   七十年代初,隨著尼克松訪華,統戰起家的中共又大搞統戰,紛紛邀請海外人士到大陸觀光﹔香港大學的學生去了,菊人在友聯機構的上司和好友、中共研究專家史誠之(筆名"安德詩"來自他的英文名字 Anderson Shih )也去了,菊人當然也被邀請,但是他堅決拒絕,說共產黨決無前途可言,而應該接受思想改造的是共產黨自己。證諸三十年後,連大邏輯家王浩也承認盲目捧共的錯誤、拍馬列主義的馬屁反而拍到四人幫的馬腳上,可見菊人的高瞻遠矚、人格高超。

   無可否認,菊人的道德文章在六十、七十年代對香港知識青年的思想啟蒙影響深遠廣泛,香港文化界應該給他頒贈終身成就獎,奠定他在”東方之珠”的明珠地位。

   祝願菊人健康、快樂、長壽!

   天佑菊人。

   注1:徐高阮在香港《民主評論》月刊發表“賣國者殷海光”,并親筆寫信到明月向菊人和我拉攏。菊人批示:“此人毫無學格人格,不值得理睬。”

   注2:﹕香港的是黃展驥、羅業宏、林悅恒;台灣的是李敖、陳鼓應、陳平景。黃羅林匆匆印出的《殷海光近作選》是投机商品,質量很糟。李敖最有魄力,但是被國民黨特務整天釘著,即使印出了殷的反調作品,也會隨時被沒收。

   注3: 筆錄者也可能是陳平景或王曉波。陳鼓應著有《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

   注4:《殷書信集》有插圖書影。

   注5:1973年在北京,有人用內地的”行話”來形容我:”處處流露出對情報感和資料感的敏銳性。”

   
知遇之恩,懷念菊人
胡菊人、劉美美婚宴1975年。

   
知遇之恩,懷念菊人

知遇之恩,懷念菊人
詩人戴天誦讀一雙新人自撰誓辭,二人印章是我在北京琉璃廠訂造敬送的。

   
知遇之恩,懷念菊人
坐在台上的證婚人是新郎的上級和師友金庸、司馬長風﹔新娘的老師和介紹人牟宗三、徐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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