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大抵在于东方文化含蓄， 西方文化直露。东方人崇尚共性，于是多迎合民众求同心理，表现为淡泊，隐而不露，而西人则崇尚个性，喜标新立异， 以创新为最高境界。 西方人进便是进，退便是退，而东方人为官则多走以退为进之路。所以在汉语中便出现了“大智若愚”、“欲扬先抑”等成语，也有“山中宰相”、“终南捷径”等典故。传统既成，于是许多欲为官者，皆以淡泊面目出现，而后图进，未深谙其中三昧者，难悟其机。

   先说历代王朝的更迭，充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君临天下的宝座由多少无辜者的累累白骨铺就。但“真龙天子”们又无不以顺天应人的面孔出现。曹氏篡汉、司马氏代魏，虽其用心早已路人皆知，然临登大宝，却要坚辞不受，最后在部属的拥戴下，才“勉为其难”，赵匡胤黄袍加身，更是这种政治艺术的杰作。 多少帝王为个人天下而涂炭生灵，视部属如草芥，即亲如父子兄弟者也难免相残，秦始皇戕子，隋炀帝弑父、李世民诛兄戮弟，雍正矫诏杀弟，庄严巍峨的宫殿后面，掩藏了多少阴谋诡计，埋葬着多少孤魂怨鬼，但对百姓仁义孝悌的教化除秦以外却历代不废。

   古来代有隐士，高卧东山，远离红尘，其实正如鲁迅所言，隐士离官僚最近，他们多以隐居博取清名，然后再图仕进，谋取个人功名利禄，孔稚圭《北山移文》即是高人雅士们的活画图。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官僚文化又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许多政客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腐化堕落，穷奢极欲，非历朝历代、世界各国之巨贪大盗能望其项背，然而，“大公无私”、“人民公仆“的口号却越喊越响，官员升迁， 背后纵横捭阖，请客送礼，设陷阱，放冷箭，斩除对手，拼命往上爬,一旦捞到一官半职，却要这样说：“我本身不愿干，可他们非让我干不行。”一方面炫耀自己清高，另一方面又向人暗示：“舍我其谁？”这种两面人的行为，比起西方人的公开竞选，应付起来不知要难多少倍。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常常流露引退之意，待刘少奇、邓小平逼宫之意稍现，毛即以“路线斗争”为借口，发动文革运动，假红卫兵之手，置政敌于死地，为一己之私利，而造成中国社会、经济的十年倒退。最后却要说成是为了人民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

   林彪从地方进北京后，常称病不出，表现得十分无为、淡泊，其实是在揣摩最高领导人的心思、静观时变，一旦当刚直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得罪毛泽东时，便“厚积薄发”，一举置彭于死地，登上了国防部长的宝座，虽属处心积虑，但在外人看来却是自然而然。

   我熟悉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某大公司经理位上，即通过其官商结合的有利地位，慷国家之慨，建立了庞大的私人关系网，企业虽连年亏损，但其个人锦绣前程却早已铺就，然而当上级部门准备重用时，又表示其才疏学浅，难当大任，希望在原单位或更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结果又博得了谦逊、踏实、不谋私利、“真正的共产党员”等美誉，当然后来肯定到了梦寐以求的位子上，但其“刚正”、“踏实”的高大形象又多了一层光环。

   有一位在偏远山区任职的经济学博士，颇具真才实学，为人正直，有理想、有抱负，且工作成绩突出，多年来慷慨激昂，毫不掩饰对政治的热情，屡向上级陈述其政治主张，向群众宣传其施政纲领，最后却塑造了一个“疯狂”、“不通世事”的形象。

   这里是仅举为官之道的一、二例而已，实际上此类现象是难以枚举的。

   中国历史上一方面官僚机构庞大，为争权夺利充满了阴谋、战争，另一方面却有不少描写田园山水、游仙隐逸的篇章，往往是对仕途有热情的人没有当到官，而“不愿为官”的人却官运亨通。这些官运亨通者又留下了多少渴望挣脱羁律、归隐田园的篇什，且因人因时而各有新招，各具特色。这种现象与实质的反差，“愿望”与结果的迥异，实在让人感叹中国为官之道的幽深与曲折。 于是每当夜读史书，即常持种种疑虑，对许多历史人物的清高也就不得不深思几层了。

   原载《星岛日报〉200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