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0日讯】滕彪，1973年生于吉林桦甸，1991-200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2003年，滕彪与同窗许志永和俞江在“孙志刚事件”中联名上书，呼吁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而成为新闻人物，并于当年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获美国格雷兹曼基金会“社会成就奖”。
   
   
   近年来，滕彪参与了一系列人权案件和公益案件，其中包括：孙志刚事件、一塌糊涂网站事件、临沂暴力计划生育调查、陈光诚案、蔡卓华案、陕北石油案调查、江西乐平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死刑冤案、奥美定事件、王天成诉周叶中案、青岛河西拆迁及错埠岭拆迁案、王博信仰自由案、廖亦武护照案等。

   12月10日，滕彪、莫少平和李劲松律师一起荣获法国人权奖。本报记者田宇就中国维权运动的问题采访了正在欧洲访问的滕彪博士。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滕彪，你好！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你、莫少平和李劲松三位律师荣获了法国国家人权谘询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据我所知，你们三位是首次获得法国人权奖的中国人，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滕彪：我把这个奖看作是对中国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的一种鼓励。在中国目前体制下，做维权工作的确有一些风险。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的话，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受迫害的人士和人权捍卫者。
   
   评中国人权状况
   
   记者：中美对话基金会最近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关押政治犯人数的报告。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政治犯人数相比2005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而在这些案例中，“危害国家安全”成为最为普遍的罪名。2006年中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警方拘捕的人数是604人，比2005年的296人增加了一倍。根据你的观察，奥运临近之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
   
   滕彪：对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进行控制、打压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在奥运会之前，我想这种控制和打压肯定不会放松，现在看来，这种打压还会增强。所以，我认为，在奥运会之前，一定要给中国施加非常大的压力，让中国政府遵守自己当初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承诺，让中国在一些领域做出更开放、自由的政策。只有这样，奥运会才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
   
   记者：你在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你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办奥运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你个人支持有条件的抵制奥运，这样理解，对吗？
   
   滕彪：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我认为，应该有不同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向中国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把停止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或者停止执行死刑作为参加奥运会的前提条件。我觉得，这种态度能够起到施压的目地。
   
   评废止“劳教制度”
   
   记者：2003年，包括你在内的“三博士上书”，成功扳倒了“收容遣送条例”，同时也把“违宪审查”这个概念推广到社会当中。12月4日，不仅仅是三博士，而是中国的69名学者集体上书，要求废止中国的“劳教制度”。请问你参与了吗？
   
   滕彪：这是我在美国期间，国内学者组织的公开呼吁行动。他们没有我的联系方式。这69位学者和律师当中，很多都是国内很有名望的学者、知识份子，也有一些律师和法学界人士。十几年以来，国内一直有呼吁废除劳教的声音。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包括党内干部和体制内的官员，他们会提出一些更彻底的改革建议。
   
   记者：这69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针对劳教制度的“违宪审查建议书”和“即日废止”两份公民建议书。废除劳教制度，比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的难度要大的多。你认为，扳倒劳教制度的希望有多大？
   
   滕彪：很多学者和专家都对“劳教”做过很多研究。劳教明显违背最低国际人权标准，而且也违背了中国自己的立法和宪法。不经过法院裁决，把一个公民的权利剥夺三年，甚至四年，这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体制内的一些主管政法的官员肯定也非常了解这些关于废止劳教的呼吁，也有一些立法的计划。但是由于改革的阻碍很大，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迈出更大的一步，所以目前看来难度很大。但不是不可能，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有更多体制内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废除劳教也是有可能的。
   
   记者：从9月26日李和平律师被打事件看来，中共当局越来越多地使用黑社会手段对付维权人士。根据你的判断，这69名学者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吗？
   
   滕彪：联名要求废除劳教的人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写更敏感的公开信，或者有律师参与一些敏感的案件，他们面临的风险会更大。
   
   评对法轮功的迫害
   
   记者：更敏感的公开信，你指的是高智晟律师（就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写的公开信吗？你指的更敏感的案件是哪些案件？
   
   滕彪：高智晟的公开信应该算是触及了最敏感的领域。在中国，法轮功问题比任何其它问题都敏感。就法轮功问题公开呼吁，所面临的危险是最大的。最近，我还注意到，一些体制内人士，比如上海教授郭泉，他在公开信里面提出“多党制”、“军队国家化”以及“和法轮功和解”等等，他被解除了教职。这种话题更敏感，也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不过，从道义的角度上来说，这种话题不应该回避。另外，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去讨论这些问题。
   
   记者：在中国为法轮功呼吁的律师普遍遭到了打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与其他五位律师一起参与了王博案，为王博一家作为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进行辩护。在王博案庭审之后，你从法院一出来就被打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冒这个风险呢？
   
   滕彪：据我了解，在国内，还有别的律师承担法轮功的案件。但是，其他律师很少愿意公开表明自己对法轮功问题的态度，也不愿接受采访去谈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具体案件的程序。我们六个律师介入王博案，并且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我们的辩护词从宪法、国际人权法、从国内法律的不同方面阐述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一些迫害行为甚至构成了反人类罪行。我觉得在法轮功被迫害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大多数知识份子和律师保持沉默是不对的。不管是因为他们害怕还是出于其它种种考虑，在将来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人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当我们国家发生这么恐怖的反人类罪行的时候，那么多的知识份子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
   
   评“全民讲真相”运动
   
   记者：我记得，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有谁战胜过真相”。刚被释放不久的杨建利博士最近发起了一个“全民讲真相”的运动。你对这个呼吁有什么看法？
   
   滕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建议。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真相是如何可能的”。我的想法和杨博士非常相似。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讲真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某些场合，讲真话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甚至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我的看法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领域，讲真话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变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讲真话，久而久之就能瓦解这种统治的基础。我的意见是，比如：一个记者做出更多真实的报导；一个教师能够在课堂上讲出更多的真实的情况；一个人在投票站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投票，而不是迫于压力去投票等等。生活中有不同的讲真话的方式。在中国知识份子当中，最近哈维尔的著作非常流行，他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之中”，正在成为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的座右铭。
   
   记者：你是政法大学的教师。听说你也曾经受到了校方的压力。你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
   
   滕彪：学校领导曾经多次找过我，希望我不要介入那么多的人权案件。但是，目前我还能够在大学教书。这也说明，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条件下，虽然控制很严，打压也一直在持续，但做事情的空间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评中国社会转型
   
   记者：你对中国社会转型抱有什么样的希望？
   
   滕彪：基本上，我是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中国向自由、民主政治转型显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除了人权领域之外，在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需要做大量艰钜的工作。我本人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一点一点的推动。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需要更多的人自觉的朝着那个目标努力。我想世界的潮流是照着自由、民主法制的方向在前进。中国虽然现在还处在一种非常差的状态，但是我想目标肯定会实现，但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光等着一个好的社会的到来，那么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差。
   
   评欧盟对华政策
   
   记者：你对欧盟对华政策最近的一些变化有什么评价？
   
   滕彪：德国和法国在世界上拥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把人权问题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讨论，对于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是很重要的。对于其它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比赚钱更重要。从长远来看，尊重人的价值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