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和祖师爷，我最崇敬谁？ /唐子文集

中华始祖首推黄帝。黄帝有兵征天下的本事，却以文明教化方式“平天下”——统一和管理中原大地——开创“武功文治，与民休息”的开明君主政治之路。从黄帝公元前2698年息征战，到夏启公元前2198年废禅让，其间经过八帝，总共九帝五百年里没有战争，国民和美和谐的生活。或许是后来这样的情形再没呈现过，后人提起来总说是传说。肉眼所见不好，难以让人相信历史真的美好过。其实从黄帝到禹，五百年文化或政治就演义了“无为而治”四字。那时的政治是清净的，是由君王修道和国民乐业共同培育的“无政治”，君王无战，臣民无讼。

可并非君王都想修道，臣民越来越好热闹。王道政治的美好注定不能长久。从夏朝建立到清朝灭亡，王道政治变异为王权政治：改朝换代期间通常有几十年好乱，稳定很大程度靠谋略和利益，君王由于事功而修道日渐弱化和文化了：先为问神后为礼教，过程由夏朝、商朝到周朝初年，达一千多年。种子却在黄帝创建的酋长联邦国里玄帝分礼、舜帝定刑时便悄悄地种下了。夏禹死后，启伐有扈氏而确立权威，复兴五百年前“兵征天下”的传统。禹的后代不再修道，文治无师父照管。太康打猎纵欲失国，少康奇袭夺回政权。轻修道重武术的王权政治，承传到商、周，立国都靠讨伐，初年均现叛乱。这成为后来各王朝更换的规律。

由黄帝到夏禹，王道第一。夏朝家天下政治之后，君王治国的修道增慧大道逐渐演变成为占卜问神小路。修道的要旨在于君王循道扬德而提升自己，卜卦的要旨在于君王遇难问神而依赖上苍。于是夏、商、周三朝，均流行占卜易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周易《易经》。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时候写下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卜卦问神后得到的回答：卦辞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解释每一爻的意义。其卦由六爻组合成象，其象也有含义。

占卦占到乾卦，得卦辞“元亨利贞”，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占到坤卦，得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五：“黄裳，元吉。”

今天想让谁晕，给上面关于乾坤的卦辞、象曰等话给他/她，一般都能听到头敲地的响声。《易经》是很神秘的占筮书。今人读来全是些玄得知者觉得神妙，不知者莫名其妙的话。因为玄，所以关于乾坤之义就会百人百解，也会一人百思不解。春秋时期，周朝经过了五百多年，《易经》已很难读懂了，孔子便增写《易传》, 以解读《易经》。《易传》将《易经》哲学化了，所以儒家能明理遵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之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传•系辞上》）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系辞下》）

《易经》言辞由文王所作，占卜所用；《易传》话语由孔子撰写，传授义理。由此可知《周易》实乃圣王之言和圣贤之语。今人看来，无论圣言贤语，都难读懂。然而细细读过几遍，或者强行背诵下来，区别还是明显的。《易经》除象辞还能琢磨出比较确定的义理，卦辞和爻辞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元、亨、利、贞”，可解读为，天道的法则是：创始，亨通，大利，坚贞；还可解读为，做父亲的准则是：通天，爱妻，养家，正道；修炼者还可认为是：元神通天，求利正行。总之，道家、儒家、法轮功，读后感悟完全可以不同。而《易传》却相对确定，基本上就是儒家观天象、察地理总结出来的伦理道德之义理。比如，以乾坤天地的“尊卑，上下”的序列去看世间男女、夫妻、父子、君臣的关系，那就是“男尊女卑”，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是确定不移的。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易传•序卦》）

由孔子开始，中国学生有了尊师传统，其表现之一就是学生编辑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语录。于是中国就有了流传千古、后世的“子语”——《论语》、《朱子语录》、《曾国潘语录》等。《论语》乃华夏之地首创语录之体，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集中地反映了孔子“仁”、“礼”、“义” 的仁义伦理思想。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很多，涉及社会生活问题的方方面面。仅就上面209个字（包括标点符号），三言两语或几个字就谈了“仁礼”、“义利”、“君子儒和小人儒”、“民知”、“求知”等五方面的问题。由于是语录，并非论述，后来的儒生根据时代和自我的需要，这么那么解释，上面的话越来越走样。新文化运动喊民主，妻子企望也能休丈夫，儿子顶父亲不想内疚，“仁礼问题根本取消，妻淫夫乱、子骂父打，只要家还在，心还有爱，也说是仁。礼是什么，仅仅成了两个人还不熟悉的时候的客套和虚伪，一熟悉便显精神破落户的真面目。富商成了成功人士，利也就当成了义，有利可图，名校才女可以是任何富人的宝贝。义利问题也取消了。中共摧残了真诚，真诚成了野性展现、枭声长鸣，小人儒野草般疯长，君子儒自梁漱溟死后绝了种。儒生消失了，西化不了的国寨人质，顺着共产党的邪劲，竟然把孔子关于“求知”的民众途径——敬鬼神而远之，他的个人方式——好古敏求、怪力乱神、学人择善，解读成无神论了。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中华无神论或者无神论孔子。夏、商、周占卜问神小路时代，夏、商尚武，西周初年周公制礼，“周礼”和《易经》是相辅相成的。“周礼”我目前尚欠研究，只知道是《易经》之“乾坤”天地人（君子）三才之道的宗族律法、礼仪的细致的规定，包括不同身份的人如何称呼、站立、对话、就坐、用餐、继产，等等。占卜问神，从夏朝到清朝朝野，到今日中共国寨民间，这条小路一直在走。就是在文革时期，我还悄悄搞过。如今失去的主要是虔敬心。孔子作《易传》，将《周易》哲学化、义理化，是适应历史的安排和需要，用仁义伦理和礼智教诲来使中华王权政治温文柔和，不脱掉王道政治的衣裳。“敬鬼神而远之”：“敬”者，虔敬也（古字一个字就要用现代文字几个甚至一句、多句来解释），祈祷时的态度要专心、恭敬；“而远之”，并非跟神保持遥远的距离，而是说大部分时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讲“求神不能代替做事”的知识，所以孔子说“可谓知也”。而今许多自称好儒的人竟从“敬鬼神而远之”和乱给标点符号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两句话里解读出了无神论，可谓中共邪知深入骨髓。

由周公制礼和孔子讲仁（克己复礼），中华神仙皇帝的神话传说时代演变为祖辈老师的圣言贤语时代。从前讲道德，五帝时靠天子修道来统领，三代里靠祭祖卜易来维系。周公制礼、孔子讲仁，学生尊师，逐渐确立起以祖辈老师的圣言贤语指导社会伦理的道德文化传统，在古埃及、苏阿巴和古印度之间，中华民族独创宗教神话人情化和神秘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宗法礼教道德。中国人培育道德很独特，既不靠法制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惩处的强制，也不靠宗教的地狱恫吓和天国的引领，主要由有仁爱情怀的父母和老师，身体力行地教孩子和学生讲仁义、从礼仪、守智信，做君子儒。从儒家文化为主导起，中国人真正的庙宇是家庭和学校，心目中的真神是父母和老师，尊老天爷实际上不如敬祖师爷。

走过中共祸乱中华大陆八十多年，如今我们不妨想想：老天爷和祖师爷，我实际最崇敬谁？而我应该最崇敬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