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族是由开放走向封闭的一个独特的民族。

    很久以来，藏人和西藏在汉人头脑里一直是“落后”的代名词。远在西周时代，藏族祖先便出现在华夏人的“夷人”、“蛮族”的词汇里，具体地说，被华夏族人称为“犬戎”，就居住在今天陕西西安附近。这是一个马背上勇猛好战的游牧民族，由于垂涎西周都城镐京的财富和美女，借着西周王朝内讧和周幽王“峰火戏诸侯”游戏所致诸侯们拒绝再遭戏弄的心态，轻而易举地攻陷了镐京，杀掉周王，掳走王后，促使强盛的西周封建王朝进入分裂战乱的东周列国的春秋时期。

    这支攻城掠地却不占地扩国的犬戎夷族，因为时间和女人，在中国西部繁衍出附和匈奴、突厥，一直不让中华农民安息的羌族，一直在马背上闹腾着陕西西北、甘肃青海和整个西藏。这羌族的一支党项在唐宋时代的甘肃、青海一带立国为西夏王朝；另一支吐番在青藏高原立国，也即自清朝到现在汉族人眼里和口里的藏族。吐番封建王国在唐朝的时候，据守着整个青藏高原的世界屋顶，在文成公主颜老色衰的时候，曾经让汉族人津津乐道的战无不胜的侵略者薛仁贵元帅全军覆没（惟有少数丢盔卸甲的败将逃脱）。吐番人强悍善战，如果被上苍选择来影响东亚和欧洲的时局，那历史上便没有蒙古帝国了。所幸上苍对吐番另有安排。

    佛教在印度兴盛并衰落之后，分为小乘、大乘、密宗三大体系在东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传播。密宗在汉族人地区由于男女双修不被认可，于唐朝会昌年间被灭，却在青藏高原构成吐番人约一千五百年的文化经络。大约就在明清之交，也就是密宗将好动、好战的吐番人安定为藏族人时，往日的马背人变成了稍事农活，一有机会就坐下来——坐着念经、坐着干手工活、坐着冥想——的好静的民族。这安静下来的西藏人，跟喜马拉雅山南鏖和青藏高原几乎捆绑成一体。外部世界怎么变化，都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只管安静，就这样走向了封闭。

    二、西藏弥足珍贵、迷人心神的是它的神秘。

    “封闭”一词在近现代，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妇女解放两个运动，有了贬义。其实恰恰就是这种独特的保守才带给近现代人类眼里藏族人弥足珍贵的神迷。世人大都知道藏族人信仰喇嘛佛教。学者们更知道喇嘛教属于佛教的密宗，藏密喇嘛教犹如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宗教思想犹如细胞弥漫在所有藏人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细微之处——却似乎很少认识到藏传佛教跟基督教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即整个青藏高原成了藏族人的一个寺庙或修道院。因此稍事农活，一有机会就坐下来干手工活、念经、冥想的好静的生活，成了全体藏民的修炼文化，完全没有欧洲基督教“只活这一世”的文化里博爱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混杂性和功利性。这构成藏族人独特的神秘，犹如古代庭居或蒙面女人一般迷人心神。

    1959年出生，藏族作家、中共国寨作协主席扎西达娃在其随笔《聆听西藏》中关于西藏有这样一段描述：“冬天的上午，西藏高原万里无云，蔚蓝色的天空阳光炽烈。一群群的人在屋外坐着晒太阳，无论你形容他们呆若木鸡也罢，昏昏沉沉也罢，憨头憨脑也罢，他们并不理会外人的评价。重要的是，你别站在他们面前挡住了阳光。面对一轮初升的太阳，整个民族在同一时刻集体进入了冥想。”如果你懂得什么是修炼，你就知道扎西达娃在讲什么了。只有你是跟中共一样的修炼盲或者如同科技信徒迷恋楼车生活，你才会视这些本该敬重的民族为落后。

   　　一个曾经为财富、美女不惜挥舞刀枪的民族，寺院能接受男女双修的密宗修炼方法，家庭也有夫妻儿女的生活，却没有像儒家教化那样沉溺于其中——富男成为贾宝玉，雅女成为林黛玉——而能群体性、民族性地超越地球和世间的生活，仿佛另外星球移民来的一族。这样动过、战过、开放过的民族，而今在举世仍在运动、战争的时代里无动于衷地面对朝阳，这种文化生活的神秘岂能用“落后”一词评定？视藏族文化为落后，既有汉族的偏狭成见，更有中共的邪恶破坏。

    三、中共破坏西藏，摧残藏族人实属邪魔行为。

    破坏西藏并非自中共开始，却由中共推波助澜至邪恶的顶峰。从珠穆朗玛峰被近现代西方人发现之后，许多人想要征服它，为此付出了热忱、鲜血甚至生命，中共国寨人质被中共带着也卷入其中。西方人表现的不过是“我可以把喜马拉雅山踩在脚下”那种运动员似的好胜心，而中共国寨人质表现的却是自我的狂妄，并无知地将这种被中共邪恶化了自我狂妄之心视为人类的自信或自大。所以，当西方人发现登山已经造成对喜马拉雅山环境的破坏（例如成为垃圾源）时，有关组织便开始采取对珠峰的限制攀登措施；而国寨则竟有牟其中等商人提出“将喜马拉雅山炸出一条缺口，彻底解决北方水危机”的荒唐设想。心邪必罪多。

    “我们追求的民主，主要是汉族人的民主。”一位居海外多年攻读博士的国寨人质曾这样对民运女士茉莉说：“你的那些写西藏的文章，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造成了损害。”这种“爱国民主观”的要害不在于其反动，而在于其邪恶。所以冲动的年轻人才会在网上发出“绞死曹长青，杀光西藏人”的喧嚣声，才会将撰写真实反映西藏抗暴历史著作的台湾女记者林照真“判决”为“骗子”和“妓女”。中国“反动大众”一说尚难确证，但国寨“邪恶大众”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世纪或古中国的“反动大众”会普遍并绝对的反民主，但不会玩弄“民主”这个词。玩民主、喊绞杀、骂说真话的人为骗子和妓女，是中共邪恶文化教育的特产。众所周知，达赖喇嘛是一个温和的西藏自治主张者，他甚至都没有像唐子我这样根本道破中共国的国寨本质，甚至拿中共当中国并宁愿以他留在国外而唤起汉族兄弟姊妹们真正人道地对待西藏的自治问题。可就这样一位举世敬重、温和的宗教领袖竟然为中共邪恶文化教育出来的大众，尤其是愤青一辈，随意地诋毁谩骂。如此之大众，清朝和民国都没有，完全是中共“爱党国主义”邪教培育的产物，其言行总体上来说是反正统宗教信仰的，是另外星球的邪魔带来的，所以才会激情地追随中共，反对西藏人归属中国之后三百年一直享有的自治传统。

    结语：研究藏族文化须从中共邪恶文化和科技文明视野中突围。

    如果我是一个在西藏土生土长了五十年、思想没在中共的党文化中、而今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土上可以畅所欲言藏族居民，我对藏族独特的民族性修炼生活、对令人神往的精神富有的青藏高原、对中共破坏西藏残害藏民的邪魔行为，决不会这样浮光掠影，知识和激情都不允许我对藏族文化这个话题“跑马溜溜”。如果我有三、四年时间或一个由我主持的研究室，或者带着三、五个研究生，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则可以是三本书，男人读了多半会说“我要去西藏修炼”，女人读了多半会说“我要嫁到西藏去”。我想说的是，我希望能看到真正的藏学研究著作。

    真正研究藏族文化，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单纯从科技工业文明的现代视角看西藏，试图从“物质上贫穷落后却精神文明先进”方面去解说西藏的独特和神秘之处，势必会如同佛学禅宗似的去钻牛角尖，最后无路可走。惟有从修炼文化的角度，才可以轻而易举地洞见青海被杀害的藏人家属苦苦哀求法院不要处死因冲动而杀人的凶犯的奥秘，洞见藏族妇女不需要“解放”即可改嫁、放胸、释足、裸脸见人等“进步”现象的奥秘。西藏传统中的和平、慈悲、忍耐、知足的精神以及“不杀生”的佛教教义，和任何现代化的和平主义、生态平衡、动物保护等世界理念无关，是坚守天理直接修炼出来的人的善性和意志的文化产物。

    只有跳出中共党文化，同时又不被西方科技文明遮蔽灵智，才可见西藏文明和文化的独特价值和并不落后性，也才可以突破由于中共的邪恶文化教育在汉族和藏族之间制造的敌视情绪，使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有真正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