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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征战——神鞭，还是魔鞭？
阿拉伯牧民和蒙古牧民挥舞军事魔鞭，抽活了被天主教会封闭的理性智慧。蒙古牧民傲慢中华汉族的等级制度，遏制了程朱理学小人儒腐败社会的颓势。
当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为了自己创办的大学免于竞争，强行关闭奉天承运讲学已达900年历史的柏拉图学园，杀死、剥皮、暴晒新柏拉图学园女教师身体时，万万没想到他造的此类恶业招来了闪族伊斯兰教“牧羊鞭”的猛抽。公元六世纪，罗马西部文明毁于雅利安别支日尔曼牧民掳掠的战火之中，东部希腊、西亚和北非的城市和文化却没有受到如此待遇。尽管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跟信奉拜火教的新波斯帝国互相迫害“异端”，也只是教会冤冤相报。但是，当这种迫害转为国家行为使君主（德治）制度变异为僭主（专制）制度，并着实在复活神旨人为地被日尔曼部族牧羊鞭抽死了的西罗马的奴隶制，东罗马失去神的爱。
穆罕默德于查士丁尼死后第五年出生在阿拉伯的麦加，25岁时娶了他赶骆驼的雇主（一位富孀）为妻。不用干活后的沉思，使他听到很多别人听不到的话语。40岁他口授《古兰经》：郑重地宣布自己是真主安拉的使者，耶稣是先知，他也是。他的话让那些崇拜麦加黑石的邻居们笑坏了。可他老这么说，就有很多人信了，被惹恼的人决定杀死他。他带着信徒逃到麦地那。七年后他又带着虔信他是最后的先知的麦地那的穆斯林打回麦加。麦加人被打信了真主。和基督徒、犹教徒相比，穆斯林的信条较易修改。于是，麦加的黑石保留了，富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后来的四年，穆罕默德娶了很多妻妾，向世界各国派出了他的传教使节。
唐太宗听了很温和地说：好，你们在广州先建寺院吧，吾朝太大，慢慢来。东罗马皇帝和新波斯皇帝显然盘腿坐不了五分钟，懒得听使节解说。波斯皇帝脾气坏，当即撕信撵人。十年后波斯很能打仗的象军，被虔信“战死即可升天”的穆斯林“圣战”将士三天打败，很快被灭国。态度好些的东罗马战败，丢了西亚和北非。阿拉伯牧民的圣战飓风似魔鞭，由三千多人的部队出击开始，不过20年疆域就横跨了欧、亚、非三洲。通过阿拉伯人从亚里山大图书馆带来西班牙的希腊书籍，还有他们独创的阿拉伯数字、炼金、炼丹的实验技术。几乎已经丢光了古希腊公民哲知识的西欧人，其被教会埋藏了的理性智慧，渐渐被抽活。
当然西欧活力再现还须几百年的过程。阿拉伯牧民放下圣战魔鞭之后，新牧民接鞭而来。因唐朝强盛难欺而西迁的突厥人，迁移到小亚细亚被称为土耳其，并成了穆斯林，挥刀舞戈先后打败阿拉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占领包括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西亚和小亚，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急了，赶快向罗马教皇求援。教皇开会向教民发出“拯救圣墓”的呼吁。虔敬的农民基督徒急了，奔走相告：拯救耶路撒冷！久违了七、八百年的公民热情和民主意识首次复苏，这次自发的民众（民主）十字军奔向东方，没有粮草沿路抢劫很快被击溃。后来诸侯参与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再东征收复耶城圣地88年。再失圣地之后17年，东征的十字军干脆侵占了瞧不起他们粗鲁的希腊兄弟的大部分地盘，罗马教会统一希腊教会58年。此前教会权威已在各国君王之上。权力招致腐败。就在中国南宋遭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教会贪财、争权和迫害异端招来更强力的魔鞭抽打。
在教皇开始统一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尝试十多年后，成吉思汗急匆匆地率兵西侵中亚、印度，并胜利闯进斯拉夫人的罗斯草原，火炮、战略、战术、情报无一不让匈牙利人和基督教诸国叹为观止。基督徒历史学家惊呼：“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国寨作家据此称呼蒙古骑兵是基督教徒的“上帝之鞭”，实乃无神论者的信口开河。上帝是慈爱的，怎会以鞭抽人？细观文明国家遭落后牧民鞭打，莫不是建立城市文明之后管不住情欲自已找抽。古代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谁不是这样？谁又没有做过别的富而无德的“败家国”的魔鞭？牧民在古代文明史上原本就有魔鞭意义。“富败”不振者，文明被彻底毁灭，例如古埃及和西罗马；可振者，借着抽打开创大国盛世，例如匈奴魔鞭抽打出汉武帝盛世，突厥魔鞭抽打出唐太宗贞观之治。而蒙古魔鞭旋风挥过罗斯草原之后又旋转回到亚洲。莫斯科公国犹如中国汉、唐两朝初年，上苍允许蒙古魔鞭抽打不是要打死，而是要抽大它，果然两、三百多年后抽出一个大沙俄（沙皇俄国），再两、三百年开始能够威震法国、德国和中国。
而让欧洲人胆寒的蒙古魔鞭，13世纪真正打死而不是抽大的文明富国是中国的南宋皇朝。按照国寨唯物史观“落后就要挨打”的歪理，本应该南宋当时灭了蒙古、辽、夏等国才对，甚至兼并阿拉伯、英法德等所有国家，统一全世界才对。据说当时南宋的富裕和文明超过欧洲100多年，比当今美国雄踞世界相对地说更牛气。也就是说统一世界的兵力、粮食、火药南宋最多。可事实上那时候土耳其侵犯东罗马，金国灭北宋，蒙古扫荡东欧和灭南宋，全都是“落后打先进”。
为什么世界最文明的南宋当时被还没步入文明殿堂的蒙古汗国所灭？神智地看，答案很简单：上天就是这么安排的，富而无德不振之古国必为外族牧民灭。这是天理，听起来玄，却没什么好争的，搬指头一路数古国，谁在此理之外？理智地从文化和政治层面看，道理却要复杂些：因为理学培养小人儒。复杂就易争辩。理学培养小人儒，导致南宋文官损德不振，蒙古族奉天命南下灭国。这个论题复杂的可写成一本历史书，所幸《智慧旅程》不细讲历史，让我可以躲过。
理学培养小人儒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简要说明。儒学是仁义道德的修养之学，依照修养高低将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儒生修儒，须每日自省：向《易经》和《论语》所说君子品行看齐，修掉身心里的小人习性。也就是说，孔孟辨别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是照自己的镜子，不是照他人的手电筒。但是学儒做官，儒官要教化人，皇帝更要儒官彼此监督，君子与小人就成了教化和监督的电筒。儒生因此形成“以君子语文谋取官职，以小人罪名攻击私敌”的士大夫风气。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正道，例如以直报怨，但没有修炼的内功和环境，很少人能做到。儒学独尊（并非专制）入仕的道德选举（举孝廉做官），使儒家门生合演忠孝秀和在圈内循私宽恕。于东汉时期开始形成，直到唐朝七、八百年的门第和朋党型文官政治，最后借助黄巾（祝由术）、黄巢（大屠杀）大暴乱、五胡闹中华、王国大分裂和军阀大混战五、六百年，并借科举文官制度在宋朝才遏制住。为弥补小人儒“贬君子、恕小人”的礼教文化之结党营私的门派缺陷，儒学被迫外求佛、道思想的修补，在两宋时期形成循孔孟道统以释性命义理的“程朱理学”。程颐、程颢和朱熹皆胸有君子儒文章，却依然去政敌中“发现”小人予以修理。
据说程颐为捍卫同日不可同时参加吉礼和丧礼的儒家礼仪受苏东坡叽嘲，于是程门弟子攻击苏东坡为轻浮的小人儒，而苏门弟子则攻击程颐是伪君子。朱熹当年上奏章参浙江州官唐仲友霸占靓妓严蕊，罪名也是奸邪。都是名儒，为何不能像一千多年前的希腊哲人那样理性辩论问题呢？中、西文人的智慧路径值得今人探究。孔子于春秋时代提出“敬鬼神而远之”的求知的务实态度，到了五、六百年后东汉王充反谶讳“灭鬼”、一千年后南朝范缜反佛“灭神”，儒家于鬼神了无敬意畏心。这种入世态度下，儒生越来越执著人际关系中远疏近亲、血浓于水的私情，任何一点利益损失都视为天要塌下来了，心胸针尖大口水似瀑布，活得再累也不退步，得理欺人无理取闹，脚下有路不看天空。骂你是小人你就是，不是也是。人际思维丧失理智就会这样。如同台湾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中所说，宋朝成了士大夫的享乐园：1、考取进士所获的荣誉犹如大将征战凯旋而归；2、儒生结党互相赞扬并向皇帝举荐；3、官员特别被鼓励弹劾和检举，可反对任何他不喜欢的事物和变化；4、为自我表现而争论，热衷于君子和小人的“君小斗争”，小事也大骂。这是宋儒“修养日少，争辩日多”之意气用事的必然结果。
蒙古魔鞭抽死南宋，显然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无关，却起到了遏制无聊的君小斗争文弱中华君主政治的有效作用。理智地看11世纪北宋皇朝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那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君小斗争乱政的结果。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有：建立预算制度（节省国家开支）、政府储粮制度（防止歉年搜刮农民）、贷款制度（青苗法资助农民）、平抑物价制度（市易法平衡市价和抵押贷款）、公平劳役制度（募役法保证人人服役），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方田均税法遏制士大夫地主偷税），加强军队训练和装备（淘汰老弱残兵和落伍武器，将领带兵训练和出征），组织管理基层民众（保甲法管理乡村和组织民兵），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以议论文取代诗赋和填经考试，教诗、书、礼三经和地理、历史、中医等）。这是在建立中国式的罗马帝国，却没有公民哲人和教育的文化基台。小人官场决不允许君主制民国出现。儒官文彦博因此质问宋神宗：陛下究竟用士治国，还是用民治国？士大夫争论乐园的逻辑是：我争论我存在，骂你小人我顺气。宋儒骂丢了半壁江山还骂，蒙古魔鞭强行终止了宋儒伤神的君小斗争。
在元朝，成为亡国奴的汉族人被降为三、四等国民，最受羞辱的是儒士。蒙古人把社会职业由高而低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个等级，儒生排列第九，比娼妓不如，只高过乞丐。也许在骑兵蒙古人眼里，儒生不过就是文字娼妓或文章乞丐，因为他们跟娼妓、乞丐一样吵闹个没完没了。元朝独尊佛教密宗，程朱理学小人儒腐败社会的颓势被遏制。没做官的儒生强权之下无奈地忍了，还是没有修忍，只是为祖辈无聊的君小斗争承受报应，而且多数人还不认为是报应。蒙古统治中国百年左右，最后是白莲佛教救了汉族。儒生忍辱百年终于在胜利在望的时候依靠流氓朱元璋再度成为士大夫。朱元璋掌权之后，几乎杀尽所有功臣，包括投机的儒生，从个人方面看是他自私残暴，从天命使然上看可谓上苍在告诫儒家士大夫：理学必须纠偏，于是有了王守仁的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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