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为圣是恋母 /唐子文集

尊孔子为圣人，是一个历代君主认贤成圣的政治游戏问题。将一个死去的贤人神圣化，尊为精神导师，对于君主来说只要肯张嘴就行，比给个官职容易得多。所以孔子一去世，鲁哀公就封他为尼公，却不肯在他活着能为鲁国建立礼治秩序的时候再给大司寇的官职，不想听他在自己欣赏女乐歌舞的时候说三道四。后来的皇帝封孔子为先师、圣人、文宣王，都是类似的心理。这样做，君王的权力不会旁落或削弱，而且还会笼络到儒家学生和士大夫一个庞大的群体。

尊孔子为圣人，还是儒家文士道或君子儒精神努力的结果。战国墨子，就其道德政治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尚同——的崇高性而言跟耶稣不相上下，为救宋国而一日千里奔楚国的神迹似乎还强过耶稣。墨家在战国成为显学，成为华夏族人的一大选择。如果历史安排墨家在中国不是路过，中国可能就成罗马了。所以尽管墨家很有纪律，其团体的宗教性有如希腊比达哥拉斯学派。但墨子去世后，墨家三分、五分到西汉，就成了武侠帮派，不能够与儒家分庭抗礼了。而儒家虽有不同的老师，却在天命激励下，共举仁•礼大旗，终让皇帝拜读六经。当太子认孔子的徒子徒孙做老师，翻来覆去的诵读《论语》、《易传》，长大当了儒皇帝之后，尊孔子为先师、先圣、文圣、文宣王、至圣先师，也顺理成章了。

其实，就孔子是大贤而言，我们中华民族就值得尊敬其两千多年，甚至更久。

中华皇朝两千多年，家人和世人无论男女老少，道德思想持续受到影响的，也就是孔子了。的确，孔子缺少老子思想的深奥，缺少墨子思想的崇高，但在中国这个家族、家庭纽带坚韧的社会，能够将情和理交融成为细密美丽的绢罗，也惟有孔子了。孔子在鲁国以大司寇行相事，喜笑颜开，让门生也跟着乐；周游列国流落至郑，郑人谓之神色“若丧家之狗”，子贡如实告孔子，孔子很开心地说“是这样，是这样”，确显至诚风范；颜回死，孔子哀哭而恸，弟子以其“哀而不伤”的教导来开导他，他说：“不为这样的人哀伤而恸哭，还能为谁呢？”孔子的仁•礼教诲，听起来难以实施，而孔子却能自然表现。培养儒者确属可行。

孔子是凡人，没有老子隐修的本事，也无释圣度人的功夫，还缺墨子侠义精神，但能够将人情和知识顺应中华家人社会和睦的需要中庸有道（而非和稀泥）地结合在一起，千古中国也惟独孔子一人。中华民国初年，新（邪）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1935年中共红匪逃窜之际，民国中央政府依然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中共文革运动中，毫不理智、粗率幼稚地批判“孔老二”，结果今日毛泽东、邓小平的牌摔不响了，还得拨款修孔庙打尊孔的牌。

儒家经典《易经》、《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并非希腊城邦公民哲辩来论去的哲学，也非东方寺院出家和尚论来说去的佛学，而是中华家庭、学校可以于人以幼时朗诵晨读的子学，曾经两千多年一直是朝学（皇朝学问）。尊孔读经不能使人得道升天或成佛，却能使人于地上中庸思贤，这是我们需要的。

尊孔为圣是恋母。中国“儒圣”孔子和“亚圣”孟子，成中华大贤——大才＋贤人，都有母亲的管教功劳。历史上贵和谐，数毕达哥拉斯最早。但倘若孔子由毕达哥拉斯似的父亲管教长大，可能就被历史安排和人物引导成公民哲了，不太可能成为君子儒。一般而言，母亲都比父亲眼里揉得沙子，很容易圣与贤等同，反正都是很好的人。当然，孔子在儒生和君王的心目中都是当作精神父亲和导师来尊敬的。这种把贤人抬高为圣人来尊敬，却是一种恋母情结。没有父亲的孩子，正如流行歌《心太软》所唱“心太软”，明知母亲不是父亲，却希望母亲替代父亲。有意思的是，唱《心太软》的歌手叫任贤齐（嘿，就隐含了圣贤等同之意）。看“圣贤”之正体“聖賢”——地上君王与宝贝大臣——的区别，解读孔子，我们知道，孔子创儒传儒，没想当圣王，定位是贤臣。而后人远鬼神却将慈爱的老师神圣化，必定培育自卑情结和女人情怀，使中华文士难做君子儒，易学小人儒。

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敬鬼神而远之”的入世情感智慧，隐藏巨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