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悲剧，你受何种震撼？ /唐子文集

公元前594年，雅典政治家梭伦超越贵族视野和家族私心，创公民选举、议事、陪审的共和政治，贵族、农民、商人们的理性和热情被合法地带进公民大会和法庭。这时候中华春秋时代贵族、农民、商人们的理性和热情要么在公侯的客厅，要么在父母、妻子陪伴的家庭，也就是说要么是公侯的人要么是家人，不可能是公民。雅典的共和政治推进一百年，进入了民主制度时代，小雅典（10来万人口）和斯巴达领导希腊取得了抗击大波斯帝国战争的胜利。当波斯被逐出希腊之后，民主派伯里克里斯作首席将军的雅典，成了海上的最大强国，贸易经济和艺术文化繁荣，修建起伟大的万神殿。道德与信仰的传统却衰退了。

在当时民主制度的雅典城国，一批从农民、商人中选举出来的检察官、法官，被智者启智后眼中只有法律和科学却没了对神的谦卑心，自以为很有知识和智慧。公民哲苏格拉底挨个找上门去，采取由芝诺用过的辩证法——与人对话辩论，用逻辑证明他们前言不搭后语——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无知。于是苏格拉底就对他们一笑，说：年青人，美德就是知识，修养你的美德吧！这些人当时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上占大多数，脑子里的神是可以乱来的宙斯和酗酒的巴库斯，听不进道德教诲。他们以为只要海上战争不断胜利，有财源和奴隶，雅典就会永远繁荣下去。可他们想错了，遭到了海上反抗雅典权威的城邦联合斯巴达而进行的坚决抗击。即使他们以凶顽和暴虐的方式，杀光被征服的岛屿所有服兵役年龄的男子，把其他居民都掠为奴隶，别的岛屿抗击还是不断。雅典终于输给斯巴达。

在伯利克里斯去世前，雅典民主就开始乱哄哄了。就因为战争不利，廉洁的伯利克里斯被法庭的多数票滑稽地判为贪污罪罚款。伯利克里斯去世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长期不顺，民主派变得像胡乱碰撞的原子，居心不良的知识和技艺被用来在公民大会和法庭上惩这个、治那个。雅典就这样无序地乱了30年，战败后贵族在斯巴达支持下建立30僭主共和的寡头政府。不到一年这个政府被推翻，民主制又恢复起来。检察官和法官们指责贵族叛国，却大赦了30僭主里的贵族。可总得有人要为战败负责，于是检察官和法官对道德教师、公民哲苏格拉底说：你宣传你那奇怪的神，教环了我们雅典的青年人的心。你得死！

苏格拉底到底对希腊青年做了什么，教了他们什么，法庭要判处他死刑？要弄清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一段对话：

S：盗窃、欺骗、卖人当奴隶，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W：是恶行。S：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原来敌占城市的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W：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没有说敌人。S：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W：是善行。S：你说对朋友欺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将军为了鼓舞士气，对兵士说：援军快到。但实际上并没有援军，你说这种欺骗是恶行吗？W：这是善行。

看这段对话，我们会发现问话的S不断提问，使答话的W对“盗窃、欺骗、卖人当奴隶”的行为，一会儿说是善行，一会儿是恶行，前后矛盾。这样问来问去，一直问到W说：嗨，什么善行，什么是恶行，我还真不知道呢。这段对话中的S是苏格拉底，W叫欧提拉谟斯（就是们青年）。这样的对话有个名称，叫“辩证法”，不是共产党所谓夫妻斗争、慢慢拔光蒋介石的头、批判＋平反的假辩证法（真斗争论），是真辩证法——在对话辩论中证明对方说话矛盾，最后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于是苏格拉底就开始教对方谦虚（敬神），不要以为自己有点知识就尾巴翘天上去了；还教对方明白，说话要前后意思一致，说话须要归纳，对说的词（比如“善行”、“恶行”等）要有定义，说话不能后面说的否定前面的。

苏格拉底对雅典青年做了什么？就做了这些，教他们认识到：在智者那里学来的知识技艺，随便使用会说坏话、做坏事；认识到在智者那里学来的辩论技巧是幼儿园的玩艺，经不起辩证法——辩论证明矛盾的方法——的盘问。苏格拉底这是在干什么？很明显，他是在教人做好人，教人清理思维空间。这样的人在今日只有共产党才害怕。如果法轮功学员学用这种真正的辩证法去讲真相，让听真相的人承认他不懂“中国”、“中共”、“共产党”、“法轮功”等词的内涵，接下去介绍他们了解《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新唐人晚会等，就会很顺利。

　　历史上判决苏格拉底，后来被证明是“魔鬼”判决。人只要不讲道德，私心便会招魔受控干坏事，无论少数人或独裁者还是多数公民都不例外。苏格拉底的容貌——一个扁鼻子和一个大肚子——在雅典很丑，心灵却最美。他出身于一对石匠和接生婆夫妇组合的家庭，子承父业手艺很不错，天赋才智堪称雅典第一。而他最为后人乐道的是其卓越的美德，尤其是社会公德或曰公民道德。如果他卖手艺或卖知识，都会成为雅典中等以上的富有公民。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智慧、精力和时间用于与人对话，辩证对方思想语言中的逻辑错误，教人收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带给自己的狂傲，教他们聆听心灵中的神音，做一个有知识、守法律、敬神灵、不乱来的雅典公民。为此他早出晚归，苦口婆心教育青年，还分文不取，回家被妻子泼一头水还打趣：最爱我的人是你，知道我要冲凉就及时送水。

　　可就这样一个伟大的公民哲被指控为不虔敬神和败坏青年，在七十岁的高龄判处鸩死。检察官和法官们实在难忍双方在品德上的悬殊差异。这个丑老头不沉默，他们虽然英俊却会找不到情妇。今人听我这样讲解苏格拉底，可能会很诧异：怎么会这样？那么只要想想江泽民为什么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修真、修善、修忍，非要电男人的生殖器、捅女人的阴道、活摘人体器官卖钱，就不费解了；再想想高智晟勇敢地站出来对胡锦涛喊“让你手下放下电棍”，那些不敢这样喊却因为被这一喊当不成反中共暴政的领袖的人为什么会在网络论坛上群骂他，就更明白了；再想想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林牧因为主持正义而多次发声，罗干要他沉默的招数就是要手下人给林老汉找一个淫乱妇女的罪名，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无论古代、现代，无论民主、专制，只要人缺德或无德，就会无理处决人。

苏格拉底被判决所指控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可真正理由却是：那些听苏格拉底教诲的贵族跟斯巴达（可能）勾勾搭搭，不热爱雅典民主的乱哄哄。检察官和法官们认为：处死这个教唆犯，雅典就太平、贵族就好对付了。

苏格拉底把检察官加给他的罪名全部有力地驳了回去，指出：他所以被判决处死，是因为他毕生用辩证法揭露了自以为是者对真理和神明的一无所知，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他为此耗尽了全部时间并沦于极端的贫困，是因为他在履行神赐予他的“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他是好或是坏，检察官和法官说了不算，公民职守方面他听法律的或服从多数，神谕指示方面他服从神，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为神干活最崇高；他所以声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愿让民主制度担当“不正义地剥夺别人生命”的忤神大罪，他现在是要说服法官，而不是请求他们开恩；起诉书中给他的“败坏青年”的罪名，找不到一个实例；他可以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儿女带上法庭来软化法官们的心，但他不这么干，这会使他和整个城邦都显得可笑……

当民主的多数执意宣判鸩死苏格拉底之后，苏格拉底最后对检察官和法官们说：你们这些给我定罪的人啊，我向你们预言，我死去之后，立刻就有比你们加之于我的更重得多的惩罚在等待你们。用杀人的办法不能防止别人谴责你们的罪恶生活，这是一种既不可能而又不荣誉的逃避办法。最容易最高贵的办法并不是不让别人说话，而是要改正你们自己。我被判死刑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我的灵魂要移居到奥尔弗斯的世界去了，我愿意这样的一死再死，在那个世界我还会继续提问题，不仅比在这里更加幸福，而且还是永远不死的。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后来苏格拉底优雅地迎接了死亡的来临。见证人有他的学生柏拉图等两人。他们本来是买通了官吏来带他逃走的。但苏格拉底拒绝逃亡，决不违法。他平静地对悲痛的学生说：“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肉体”。他记着狱卒常来看他的好心，彬彬有礼地请狱卒教他服毒，而后温文尔雅、轻松愉快地饮尽毒鸩。见证老师死的学生潸然泪下，他泰然自若地说：“知道人应该在平静中死去这个道理吧，请安静下来，耐心一点。”他温文地体会着身体由脚、腿一直凉到心脏……当下腹变凉时，他对学生说：“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替我还清这笔欠债。”此后他再无声音了，好似释迦牟尼涅槃。柏拉图最后写道：“这就是我们良师益友临终时的情景，我可以称他为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智慧、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读苏格拉底的悲剧故事，我们看到一颗自信的、高贵的心灵。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卓越的人，有时候会高超过一座城市所有的人？其实苏格拉底已经说清楚了：他是一只神派来的有使命的牛虻。历史的事实，特别中共50多年的国寨史告诉我们：如果无神论者不讲良知，那就是十几亿人的群氓。其实在今日中共国寨，十几万律师不如一个高智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回头看古代雅典不过几万公民，整体不如一个老苏，就不难理解了。

有佛教或道家修炼知识或经历的人，一读苏格拉底的生平介绍，可能就会清楚为什么大愚惹智的罗素笔下患癫痫的苏格拉底一个人会比满城雅典人更智慧。

有一天早晨苏格拉底想一件难事放不下，一动也不动地一直站着，从清早到中午再到夜晚，好奇的人睡在露天里守着他，竟然看着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据说这种伫立而出神的事，是苏格拉底常有的事。有一次苏格拉底和一个朋友去赴宴会，一阵出神就落在后头了。他还有很多令人觉得神奇的事：一次严霜，所有人不是躲在屋里，就是穿着厚衣服紧裹身体，毛毡裹着脚；惟独苏格拉底赤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比穿了鞋的兵士走路走得更好；他很少饮酒，却能喝得过所有的人，从没醉过；他的肉体能经受住最强烈的诱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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