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儒学，还是儒教？ /唐子文集

孔子儒学传人之中，颜回德行第一，以谨慎、克己扬名，为72贤人之首。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说他“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颜回13岁入儒门，志学比孔子还早。其人性格内向和忠厚，聪颖善思从不有意显露，初始被人视为愚。而后孔子及门下弟子皆发现，颜回其实最聪明。能言善辩的子贡坦然承认：“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点头说：“吾与女弗如也”。颜回深晓易理之道、之术。

孔子门生之中，惟独颜回（渊）体认到儒学可以修道。《庄子》提过颜渊坐忘、心斋的心功。据《论语•子罕》记载，颜渊曾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渊19岁学成，依然离老师，从24岁起随孔子周游列国吃苦14年。孔子一行人至陈、蔡之间，楚王派人聘请孔子，陈、蔡两国大夫派兵拦截。孔子师生不知陈、蔡军兵袭扰之意，于旷野中回避而陷人绝粮境地，门生心躁不稳。孔子提问：“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问子路、子贡、颜回，子路、子贡都建议孔子对其仁道做些调整，惟独颜回说应当守道不移：“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后，高兴地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管家）。”颜渊还是少年的时候，就能与仲尼谈论《易经》。，人到中年之后成为《易经》之主要整理者之一。

细心体察孔子之“仁•礼”的君子儒道，身体力行重德——克已守礼——而不打折扣者，其实就在修道。也可谓“不修道已在道中”。观颜渊先人后己的品行人格、周游列国的平和心境、以师为神的敬仰态度、以愚掩智的谦逊心态、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省读《易经》的悟道方式，可以肯定地说：颜回就在修道。颜回40岁先于70岁的孔子早逝，其实是他辅佐孔子演绎师道尊严天赋使命完成，也是君子儒修道以传播儒学的方式没被历史选择。所以孔子恸哭：“噫！天丧予！”

儒学传播由于颜回的早逝而走向文化普及方向，这似乎也是特别安排的。儒学至战国时代，韩非子所划分八派，包括所谓颜氏之儒都已不在君子儒的道中。春秋战国时期，由曾参而子思而孟子的思孟儒学气势恢宏，到唐朝以后终成以孝行为起点的仁义道德思想文化。孟子之后，由孙氏而荀子的儒学宗孔子、杂老子，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开创了儒家礼教政治由封建王朝进入皇帝王朝的道路。

曾参，孔子更小的弟子，世称“曾子”，身处春秋战国之交，72贤之一。其“吾日三省吾身”曾在国寨中学课本里被当作“子曰”在传。任重道远这一成语也源于曾参的话。相传《大学》、《孝经》为曾子所著。曾子像孔子一样重视仁德，提倡孝道，曾经被教子甚严的父亲（也在72贤中）差点打死，醒来后却自责得很。儒家之孝道被曾子很好地履行和传播。曾参是子思（孔子的孙子）的老师。据说子思作《中庸》授予孟子，启迪了儒家孔孟仁义道德思想文化的合成。

孟（轲）子跟孔子一样，都有一个重视环境和教育的母亲，都是苦其心志地成长起来的。孟轲比孔子约小180岁，身处战国中期，华夏各国不仅礼崩乐坏，诸侯更仁心不现，不履行安民义务。孟子认为这些只知道享乐和争雄的诸侯太需要洗脑，于是继承起孔子周游列国为自己谋求“君师”职业的传统，因时制宜地修正了祖师爷“礼治”和“德政”思想，突出了孔子“仁•礼”思想中含有的“义”，教育君王要像鱼儿爱水一样，认真履行上天赋予的“贵民”、“爱民”的安抚义务（否则就要被革命），大力倡导“王道”、“仁政”的“君民鱼水情”思想。孟子游说齐、梁、鲁、邹、宋、滕等国诸侯来得利索，发现这些跟他远祖一样“非礼”僭权的诸侯不受教化，扭头就走——来日方长，教育弟子——不在吃苦中修道。

孟轲怀道退隐继续讲学，著《孟子》七篇。其时黄老道家或许对孟子有些影响。道家修清净心以养精气，孟子修善性以养“大、刚、直”的“浩然之气”。他的文章因此说理明畅入心，气势充沛夺人，虽然没有即时影响当时的公、侯贵族，却对汉唐以后的士大夫思想文化影响巨大。唐朝大儒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北宋时期《孟子》一书被列为高考科目之一，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元朝以后孟子一直被称为“亚圣”。孔孟之仁义道德文化思想就是这样在历史安排的进程中合成的。

详尽论述孟子的仁政、王道子学，不是《智慧旅程》这本思想史纲要的任务。关于孟子，我所看到的他的智慧轨迹是：揭示出君子儒“仁、义、礼、智“四德蕴藏在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之中的秘密，使君子儒传播仁义道德知识和文化思想的同时修身养性（隐藏了修道内容）；概括人伦关系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以“天”统率（例如说“诚者，天之道也”），使君子儒处世有些像在修道。我曾经读《孟子》，被教导剥“心性论”、“政治论”、“教育主张”三大片葱，掩卷几乎一无所知。而今我用修身养性方式去体悟孟子——“仁者无敌”，“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仁则荣，不仁则辱”，“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舍身而取义者也”，“闻诛一夫纣，未闻杀君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养心莫善于寡欲”——等只言片语，不理会什么哲学、政治的斗争分析，反而收获良多。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很好地理解了孔子这一思想，所以完成他的对君王的讲学任务之后，就养“浩然正气”隐修去了。比孟子约小60岁的另一位战国大儒荀子，却负有另外一番历史使命。史书记载，他生于赵，游于齐，入于秦，仕于楚。在齐国稷下学宫，荀子“三为祭酒”，与阴阳家邹衍、道家入世派田骈和慎到等相处受到影响，引道家思想进入君子儒学（在颜回、孟子那里，道家影响儒家主要是修心术），以“仁人”自命，决意以礼制——礼教规范以刑法惩治推行——善化人的恶性，“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宣扬杂揉了道家、法家思想的儒家礼学，并显现强烈的排他儒（例如孟子）倾向。这种为了实现主张而“非君子化”的做法，被荀子两位学生韩非子、李斯很好地学去了，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韩非子、李斯更小人化地脱离儒家。韩非子法家见解卓越而被秦始皇请去，李斯以阴毒的法家手段害死韩非子，做了秦始皇的丞相。由此可知，秦朝暴政实乃背叛儒学仁义道德的小人儒思想政治作品。

秦始皇采取李斯建议焚书坑儒后，很多儒学之士退避于草野。陈胜（涉）伐暴秦起义之后，退避者携带秘藏的儒家典籍，加入农民革命军，欲“制天命而用之”。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做了陈涉的博士，最后还以身殉职。汉朝取代秦朝后，大儒叔孙通制定朝仪凸现皇帝威严，曾使刘邦龙颜大悦。汉初，武力功臣出身的公卿对儒生颇为排斥，普遍倾心黄老道家。儒博士由荀子而突出的激情辩驳传统，曾以《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冒犯了窦太后，令狂言儒士斗野猪。窦太后此举抑制住儒家的小人儒演变趋势，君子儒气象回升。不久董仲舒闪亮登场了。

董仲舒，汉景帝时代的博士，韬光养晦的君子修养很高。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中华皇朝开始谋求大有作为，儒学的好时光终于来了。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写《举贤良对策》，以《春秋公羊传》的今文解读，向汉武帝进言：

一、“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道阳为德主生，道阴为刑主杀，德生为主、刑杀为从；天生五行（木、火、土、金、水）相生现恩德，相克现刑罚；天生四季，春爱、夏乐、秋严、冬哀；天生万物以养人——利养体、义养心，万物之中人最贵——人是天的副本；君王受命于天，从天如同孝父；君失道出天灾警告，君有道降祥瑞预兆；天不变，道也不变。二、历史是三统（黑、白、赤）和三正（寅、丑、子）的循环，一朝天子一朝服饰，改制可以易道不许；人性三品——情欲不强、不教能善的圣人之性为上品，情欲强烈、教也难善的斗筲之性为下品，有情欲却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为中品；帝王职责之一，教化中民抑恶向善。三、天道阴阳和人道三纲（君、父、夫）五常（仁、义、礼、智、信）万古不变，政事不善是君王和官吏失道的恶果；社会的罪恶源于为富不仁所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官吏居君子大位而行小人勾当——贪得无厌而与民争利——以致官坏民鄙；当今整肃吏治必须统一政令，统一是天经地义的，统一政令从独尊孔子之术开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董仲舒献策被汉武帝采纳，儒学礼教成为中华皇朝正统思想长达两千年。儒学由此国学（教）化，其受尊崇的地位与基督教世纪的天主教、东正教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相当。从汉武帝起直到唐太宗以前，儒家自隐仁政思想，帮助皇帝从思想政治和文化传统上确立起天道皇权统治秩序的思想原则。注意：在这里皇帝是老二，天才是老大！皇帝“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儒家三代革命的改朝思想依然在。天不塌，儒士节操不倒。中共于民国时期祸乱危害中华成功，窃国为寨之后，战天斗地反右的秘密也在此。由此可知，儒教的天道皇权思想对中华皇朝君主制是有天道、君德、士节操等多方面制约的。所谓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其实从来都没有，只有皇朝末年的腐败政治和短命皇朝的暴虐政治做为改朝换代过渡时期的历史安排。

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儒家师生在民间积极入世，入仕努力极为活跃。孔子的“君子儒”教诲，通过《论语》问答笔记传为经典，再由《孟子》演义、《荀子》演礼、《春秋繁露》演天道和三纲五常，由儒学而儒教，四百年团队辛劳的就业努力，终于创出两千年显贵的儒官职业，完成了天造地成的人文大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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