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实践理念与人的本性处于对立中，深刻地陷社会于危机，为走出危机才需发动改革。在任何条件下改革都是对着实践的指导思想而发动。

   改革冲着的是什么？答曰：贯彻于实践中的理念、制度、路线、政策。

   改革所依据的又是什么？答曰：永远依凭人性。

   因而说，一切改革都是由反人性的实践理念所引起。中国需要改革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主张，共产党是一种反人性的力量。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理念的垮台也同是因为共产主张的反人性。

   因为社会、社会理念、制度、路线、政策等等，都是主观能力生成后才可能的；因而就是主观产物。而人却是在没生成主观能力前就已经是人的，因而人性就不是选择而是不能抗拒的。所以人类的存在除了是由它的本性所支持，并且其存在所实现的也只是本性，绝对再找不到别的——

   所以人性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支柱。当然就是社会合法的唯一尺度。

   凡违背这一原理的无不引发对抗，统统应予打倒！

   对于未来，改革是用为原因。通过改革使作用力的性质发生变化，期望引发新的、更理想的后果。从现实的角度上说，改革又是种结果，是现实状况太糟糕，糟到不改就不能为继才要改的。现实状况的糟糕是一个结果，什么的结果呢？是社会制度、理念、政策的结果，所以说改革的必须性是以往的累积之果。无论是理念、制度、路线还是政策，实际上都是责任的出发点，它们所解决的都是对什么负责和怎样负责，所以说改革的必须性是因以往的责任规定或负责的方式背离了人性。

   无论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家，都是人的世界的事。在人的世界内没有人性以外的事：就人来说除了自然赋予的性又没有别的，就人的活动来说除了对自然性的实现又涉及不到别的。所以归根结底：社会的本质就是让所有人在公平条件下自由地实现生命，社会、社会理念、制度、路线就全是以对人的负责才成为必要，它们是否合法就以与人性相符为标准。凡是与人性相符的就引发谐和，凡是背离人性的就引发对抗，就陷社会于危机。因而说：凡需要发动改革的地方，都是那个社会，它的理念、制度背离了人的自然性。

   这观点是公理。不允许任何的讨价还价。容不得任何遮遮挡挡。

   一切改革的言论，凡是符合这一观点的就是有见识、有诚意的，必定能有所作为；凡是不符合这一观点的，不管它在哪个方面、哪个角度上不符，统统都是无诚意、无见的的，无所作为的。

   上节已证明：人之所以是一种通过责任来实现生命的存在物，是因为自然既给了人以性质，又让性质派生出主体能力。因而，归根结蒂责任也是自然力所导致出的一种关系。并且还证明了责任就是主体能力对客观自然性的承担。那么，要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改革？就得先予回答——

   共产党究竟是种对什么负责的力量？

   再以天命的责任标准来比对共产党的责任，这样，马上就能看清：

   共产党是种对统治负责的力量，而人所需要的却是对天命之性的满足。

   共产所给予的与人所需要的不是同一种东西，能不陷社会于对抗吗！

   对统治的维护并不问人性是什么，人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是怎么来的？它关心的只是：自己是否遭到反对，是否有被抛弃、推翻的危险？是否会崩溃？因而它要负起的责任就只是消除被反对、被粉碎、被抛弃和被推翻，克服崩溃。人既是天命，那么人的性就只与生相关，是客观的、既定的，人所需要的就不是社会可随意设计的。社会的责任是根据着人，根据天命的性来对人负责，不是异想天开地逆着人性，逆着天命——因社会是后天的，是被人性决定出来的，社会不是先天当然就不应享有自由，不应有对人性的说三道四，而只应有对人性的责任与追随。违背了这一原则，社会就陷于对抗。

   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含的是原罪：不是追随和符合人的天命之性，而是按照它的原则对人做重新的塑造，因而从共产党统治的那一天，社会就陷于对抗。我们前扑后继地与它斗争到今天，才概括出中国社会危机的本质：

   共产党的党性与人的天命之性间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

   中国社会为什么必须改革？就因为共产党不肯退出社会舞台，而人的天性又不可抗拒。共产党所仗恃的是它能用机械力来征服人，它把对人的迫害当成对人性的成功征服了。所以它只知抓人、杀人，却不知只要地球上还有人在，就还受那同一个天命之性的支配。它就永远处在与人性的对抗中。

   中国的改革应改的是什么，应革的是什么？应对什么负责？

   答曰：应改掉共产党，应革除共产党的党性！让社会只对人性负责。

   我的论证是在严格的知识原则之下的。是一切有起码诚恳的人都能承认的，虽然我仇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但我论证里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不是我仇恨的对象，而是被知识的材料。我对它所做的判断原本就是它的性质，只是隐含的，不够明显，我的才智是把它从它的机体里抽象出来，使之明朗化，但这些结论却不是我在外部制造了然后强塞进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机体。就像“1+1＝2”，并不是在我的算术里它才是“2”，就是在胡锦涛的算术里它也是“2”；因“1+1”本来就是“2”，谁来求证都一样。

   并不是我强说共产党是对天命的对抗，而是“共产”做为知识形式反映的就是对天命的对抗。只要你抱着求知识的态度，谁来求证都得出这个结论。知识所以为知识，就是不因意志、立场的不同而不同，无论在谁，在什么阶级面前知识都恒定不变。任何一位只为求知而把共产党当做研究对象的人，都不会得出与我孙丰相反的结论，包括胡锦涛。他之所以与我的立场不同，是因我把一切都当做待知的对象，而胡锦涛却只有接受性，在他那里共产主义不是被认识的对象。“天生孙丰不是覆印机，一切面对了我的都只是对象，等着被求证，在没做出知解之前不被接受，不会被用做造句的材料，也不会用为实践的指导，更不会被追随。而天生胡锦涛（及其李长春、刘云山之流）却就是些覆印机，他们不解词，只造句。我的智慧是相对着共产主义、共产党独立地存在，而胡锦涛的智慧是用来为自己织茧，他是糊里糊涂地用共产之茧把自己包裹停当，然后在里边吐丝，越吐就越死。所以他们所说的话都颠三倒死，不伦不类。下边的话就是这种类型：

   中新网12月20日电：据《了望》周刊报道，面对日益暴露的深层次矛盾，中央倡导的八大理论创新逐步提出并成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将以严格的知识立场来证明“八大理论创新”——没有一件能在知识上成立。从而证明胡锦涛团派（不算温家宝）全是些滥竽充数！既没受理性的训练，又没有享受学问的志趣，全无学养，只能被动接受，不能把所接受的当成待认识的材料，甚至不知什么是证明，也从来不知去做证明。正因为从来不做证明，才正天说些乱三绞四的胡话，破绽百出，还自我感觉良好。

   我用“大”字为例来完成这一分析：在胡锦涛们心里，“大”只是一个形容词，他们可以使用它。而孙丰对“大”的分解却得到：

   ①、是形容词；

   ②、是形容词里的量词；

   ③、又是关系词，用为比较；

   ④、它的涵义就是凡在量上具有包含性的是大，被包含的是小。

   我这样做就是在知识这个词，我的应用就是在对它的知识之下发生的。“大”虽然只是单音节，单字，但它却是个综合的知识，是一个判断，我把它分解开来，展示了被它综合其内的每一成分，并且使每一成分都还原为它包含的对象。而胡锦涛们却只是由经验能力从环境和习惯里接受了它，又按照习惯来应用它，这种应用至少没有知识的支持。即使错用，陷于理性上的矛盾，也发现不了。检阅由吴仪所重复的胡锦涛那些话，以及由中新网发表的那“八大理论创新”，无不犯有“不解词就造句的错误”，明明被缚在自做的茧里，还嘲弄和迫害那些茧外的独立思考的人。所以胡锦涛所有讲话无一不含矛盾，无一能在知识上成立。一旦进入实践，就必是破坏力。

   进入实践，还不能凭直觉发现其错误。在实践中它们是被分解为数不清，并且又不能直观的环节发生作用的。即使陷于危机也搞不清被何所陷——

   比如：对中新网的“面对日益暴露的深层次矛盾”，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们要不服，就站出来回答回答：什么叫“深层次矛盾”？纯是胡说八道！其实只有“深层矛盾”，形容词的“深”就是用来修饰“层”的；而“次”与“层”完全无关，为什么要在“层”后加“次”？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就是共产党是功利集团，以功利为目标就导致了它事事都要靠“制造”证明来支持的心理暗示，它的活动所造成的全是破坏性后果，就不能不用外力来强加“伟大和正确”，这种心态就不自觉地造成了共产党就怕人们看不到，持一种“不说白不说”，宁可多说也别漏下的心理变态。江泽民、胡锦涛、丁关根、李长春、刘云山……全是这么一些文盲、土鳖！

网路文摘-3229 200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