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你得回答－

在民运阵营，共性是都向往民主，反专制，反共。但好多朋友身上仍染有中共的意识形态痕迹，常常不自觉流露还觉不出。我把国凯划在已不染意识形态残迹之列，但这个不染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他的言谈与许多朋友相比更接近自然，但有时不慎也还有残余。下边这句：“孙丰先生是我七九民运的老战友”－－“战友”这个词就是共产文化的残留，一些曾下过乡或到边疆农垦或一块共事的人一写到这段历史就“战友、战友”没个完，你何从战过？哪来的战友？其实“战友”这个词纯是共产意识形态出于资格证明而固化出来的套话，若说成“老友”、“老朋友”、“老伙伴”不更真实，更亲切，更近乎人性自然性吗？

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凡是侧重于理性清理的，意识形态残留物就少，凡是侧重于实际活动的，其言谈里的中共残留物就明显。下边来分析我这个立论：不久前国凯和他党另一朋友淡及民主党一大时，说这次会开的很像样，环环相扣，为再开会立了个模式。大家走后，只剩下我和徐文立，他同我说：“国凯说他们党在规模上虽小，但却有理念，他说咱们党没有明确的理念”。我说“对，他说的对，事情也正是这样”。但没往深处交谈。徐阐述的刘的话，正是我这里说的“侧重于理性清理的人与侧重于实际活动的人”这个界分。

刘国凯个性上有侧重理性清理的倾向，他就自觉不自觉发生思辩，只要思辩就不能不受理性规则的洗礼，青少年时代被环境灌输的那些成见被排泄的机会就多，就有自觉把握到理念的可能。他有好几大本书，其行文中生涩、僵硬、八股气就较别的朋友为少（不是没有）。请读者去调查：把玩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的人就是不学汉语规范，行文也畅顺自然，不至陷于逻辑矛盾。为什么？

因为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不只是在语义上是经典，在逻辑上也是经典，只要被它规范了也就等于被汉语规范所规范。

进一步分析：侧重于理性清理属于软件建设，其智慧所对着的就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并不直接求功效，其所求只是“理值”可证性，而事实上又往往得来并未费工夫，“无为”一词就包含着这层思想，所以就有在“意”外收到“治”的果实的极多机会。而侧重于实践活动则是硬件建设，其智慧多用在实际任务上，目标明确、具体

，对实效的要求强烈。可往往在所求清晰、明确背后生出节外之枝……三门峡的直接功效之外是黄河流域环境的全面恶化，在明确的“治”之外潜隐着对治的解构、破坏。当然，在实践上软环境与硬事实不仅互相绞织，就是对实际才能的需要也不是绝然割裂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有锯牙交错的事和时。

刘国凯的个性里有明显的理性清理倾向，即不自觉的形而上，他评价文革的一系例创作就是证明，但国凯这些书都是以事实为成立，他又注重实践活动－－到各国去找社民党，与之交流，到处演讲，都是求功效的实证，因此他智慧的主要倾向还在形而下。他清楚“社会民主”是个理念，而民主党的人则没有对理念的自觉，这只是在一件实事上清楚。他向徐那样说就是对的，恰当的。

可他不知“民主”只做为概念，概念涵义本身所具有的理念性，虽然借助者未必清楚，但并不妨碍概念做为理念的涵义的彻底性，因而在实践活中概念的理念性会对人发生推动和支配的作用，虽然人并不一定能觉出，就像我们之受社会主义的作用。而“社会民主主义”做为概念，还包含着对民主的实现性，实现性所包含的方法论的程序性，所以做为纯概念的“社会民主”在涵义上并不是彻底的，在瑞典有效不一定对中华也有效，在这方面他离形而上又还有很远。

这里我讲一讲我们民主党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民主党的党章。这部党章没有党章的样子，倒像国法，党章的有些条款实际倒像是公权力。这也就是刘国凯向徐文立指出的那个问题的具体化、日常化。我批评胡锦涛不知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共产党这个命题，其实同时也在批评我们民主阵营，特别是我的盟友－－徐的个人智慧并没用到人类理性的清理上，没自觉去解决“纯粹政党”这个问题－－看台湾兰、绿两营的互批互斗中常常说出－－“那是公权力”这句话，这意味着台湾的政党已意识到自己只是集团，是集合起来的一种“私”。所以说党章就不能用社会，用公权力的立场来写，因为政党只是用来保证权力合法合的，不是用来执政的。所谓“执政党”只是为政权配备干部，事实在管理国家的不是党，而是政权。党并不领导国家，党若能领导国家怎么会有“政权”这个词呢？政权里的人的活动也不是在对政党负责，而是对全体国民，国土，国土上的资源……国际联络……等等负责。党章表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这意志也不是对着国民而是对着对等物－－别的政党的意志。只有这种对等关系才构成平衡，由平衡促成公权力的合法。这是胡锦涛和共产党所未懂的。民主党的党章没有这种自觉，就是刘国凯所看到的没有明确的理念。但事实上却只是在人的思想上没有（即没自觉到）而非民主概念不具理念性，这一点国凯没说出来。

这几天民主党内又在王希哲就台湾入联问题的提案略现分歧，这又是理性洗涤和不洗涤的一种交错：王希哲这个人的长处是敏感，他特别敏感，什么事都能在第一时间洞察根底，可从世俗的、日常的（即不是理性证明的）眼光出发的话接受上就有困难，这才是分歧的原因，其实并非人与人的分歧。王希哲论辩上的及时性、严密性、直迫要害等等都是一流，但他用的不是专门理性分析，许多读者用就事的眼光接受上有障得，可这些人又常常为他的锋利叫好击掌（网文很多）。我只是把这件许多人看为矛盾的事事抽了象，了然了它。

我借此来区分民主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概念涵义上的距离，并指出“民主”只是个纯粹的质；而“社会民主主义”还包含着并且更侧重于实现民主的方法论。思想家的活动是建设软件，活动家的活动是建设硬件。这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区别。只是毛泽东在硬件功夫上也不软，他在个性素质上有无赖、流氓气，心狠手毒，是个无赖思想家。他的文章是％１００的软件，他的行动又是硬件。而周恩来是个纯粹的硬件，可以说他的活动对文化环境的影响不深，是个彻头彻尾的硬件式，周到、机敏、玲珑人物。邓小平是个只想不思的人，地地道道的实力家，只崇力不讲理，由于时势的关系他对民族的心灵环境发生了动摇性影响，其罪恶特别严重。而江泽民是个完全的无赖汉。至于阿涛，决不无赖，只能算个机械脑瓜，既不反观自身，也不懂什么是思，什么是想，被机械所规定，又按照覆印的方式往外输出。他的时机可以使他成为历史巨人，他的不具思维能力又将使他被历史所审判。温家宝呢，是个未上升到自觉阶段的软件

智慧，本质上是软件，但未开发规范到成熟。

说了这些只是为分析国凯老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对啦，正因民主老，它才是始，是源，是它在支配人，而“社会民主主义”却是人支配出来的。等着下一回说。

谢谢那些担心我与国凯发生吵架的朋友，这怎么可能呢？已故汤戈旦老不是说了句“理论上的彻底性与行动上的保守性吗”，我只是在解词，享解词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