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说吴仪是“一位强硬的谈判专家”，那么就应该清楚：吴仪仅能被用为将，不是领军人物。她可以被当作车、马、炮，拿去完成某项别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却不能确立时代的方向，这不只是说她的职位，也包括她个人才能，她不是帅才。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气象，而是干练、智巧和咄咄逼人，仅此而已。无论从中共的建制还是个人才力上考察，吴仪都领不了军。不能用她说的话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改革之路没有！

   中国需要的也不是铁娘子，而是博厚载物，春风化雨式人物。是让人一触就感到不凡气象，既超然又浩然虎虎逼人。已故紫阳老人有一句感叹：“做了总书记，更感自己不是战略家”。铁娘子就是铁娘子，“铁”这种东西无非是硬、韧、主见、果决、负责任，从铁里寻不到战略家，战略家的要义是知所进退，敢于破又勇于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战略家所自觉承担的责任都只对人，是生灵而非理念虚名。江、胡两代政权里找不到这种人物。他们喊改革是实际危机的逼迫，因有腿却无下脚的路，他们是为落脚制造口号，把口号用为举步的依凭。骗骗自己、欺欺民众。但改革并不是编口号，而是对着阻碍社会前进的瓶颈。那酿造矛盾、发酵危机、阻得社会发展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反映它，而后才能克服它。它是什么，在哪里都还摸不着脑门，又谈什么改革它。

   从毛泽东归阴，共产党就喊改革，改来革去不是矛盾更普遍，危机更深重了吗？何哉？因共产主义是改革不得的，对它只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可以被改革的必须后天里外力加上去的错误。而中国社会的危机是这个社会的制度从始原上带有的罪恶——

   共产做为主张所涵的就是罪恶。共产是原罪的制度，不可能被改革！

   在一个有气象的领袖主导下，吴议可以被委派去占领制高点，为形成中的新观念开山劈道，立大功。在一个遇事无主张，敷衍渡日，八面融圆的碌碌庸辈手里，吴仪也能去完成别人所完不成的任务，但她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吴仪至多充充关羽、张飞、赵子龙，不是预见大势、规划未来的诸葛亮。就别指望她说几句话中国就会发生奇迹，那是没有门的！

   要想见到改革的奇迹，不能缺少的条件是－－气象人物的出现。

   气象人物的首要素质是：他知道什么是“该”，又知怎么去“应”这个“该”。有敏锐的嗅觉，能随时随地地感应时代脉博，准确地把握酝酿中的观念，知将兴者又知将亡者，有把正形成中的新观念提升为普遍观念的勇气和自信。共党高层里没有这种人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温家宝是有些博厚载物的品质，但他缺少观念上的训练，没有破立气概，可鞠躬尽粹，却不具有炸毁他所在的这个官方肿瘤的果决，他不是重建官方社会的大智慧，或许与他的职份有关，不敢妄断。其他如胡锦涛等，全是贫夫、鸟雀。高层不是有无改革气度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一个成熟政治人物的问题，这批人从“才”到“学”统统是些酒袋饭囊，声色犬马，又能何为？

   因此我们需专门来谈淡气象。在下照抄大师谈气象的两篇文章：

   第一篇：蔡先生的人格气象

   “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的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音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旧日谓之气象或气概，亦谓风度和气度。“诚于中，形于外。”一个人如果有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用近来常用的一个名词，他有一仲“人格美”。

   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晋朝人常说及名教与自然人格的对立，其一部分的意思，亦是想分别这两种人格。君子守名教，名士英雄尚自然。我们常听人说：“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真风流。”这都是就英雄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说。

   所谓名教有时亦称礼法。所谓名教或礼法，不是指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名教礼法。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名教礼法，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其社会的名教礼法。……用现代话说，任何时代都有守纪律与浪漫的人，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也不同。

   在旧日典籍中，记述人的气象有两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是《世说心语》。《论语》记述孔子一个人的气象，其气象是所谓君子气象。《世说新语》记述魏晋时代一时代人的气象，其气象多是所谓名士英雄的气象。

   什么都有假的，有假君子，亦有假名士、假英雄。假君子不是君子，是乡愿，假名士不是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不是英雄，是流氓无赖。……

   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元培）可以当之无愧。《论语》说：子贡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批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的心，所谓开口见心是也。”“恭”，朱子注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让也。”真修德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凡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实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说到“君子”，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这“以为”是错误的。孔子最注重“直”，最压恶“巧言令色”。上文所谓易直，就表示君子亦是率真的。不过他是发乎情，止乎礼。所谓止乎礼就是止于纪律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与名士英雄的“不羁”，又有不同。

   据蒋梦麟先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先生要求免收讲议费，争辩过久，蔡先生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

   有些人又以为，所谓君子，大概就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这“以为”也是错误的。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礼记．儒行》说：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他“不亿诈，不亿不信”，所以可欺以其方，但是“身可危，而志不可夺”，所以，“难枉以其非道”。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是如名士英雄多凭直觉。

   蔡先生之待人，有时我们觉得他过于宽。尤其在晚年的时侯，我们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这些事有些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这就是“可欺以其方”。他早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个好好先生，“粥粥若无能”。但遇到重要的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的。他的主张定了之后，不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

   又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绝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超然物外，萧洒不群。这“以为”亦是错误的。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正表示君子与事为之中，而有超然物外之意。这并不是说，他于事为中，做事三心二意，身在巍阙，心在江湖。而是说，他做事是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心里。君子亦可以超然物外，但其超然物外，即在事为之中，他不必放弃了他在社会中的责任，然后才可以超然物外，这是他与名士不同之处。

   蔡先生在民初做到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这与他常常“难进易退”可以见之。

   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的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以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第二篇：《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我于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

   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你是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