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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的共产党（正文）之１
孙丰 原罪的共产党 (正文)之１
导言： “原罪论”界说
“罪”与“原罪”不是同类概念，不可同视。“罪”指的是事实，由行为所致的后果，事实是已然的，可直观的。“原罪”揭示的却是道理，是说某些条件一旦具备，引发的后果必是灾难，罪恶。正是从这里，我们指控共产党和他坚持的共产理念是一个从始源上含罪的机理。历史记载的是共产党里的人，如毛泽东、张国涛、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所做所为造成的罪行，这些罪恶是具体的人犯下的，史学的搜寻和我们的批判只是找到了罪恶的责任人，看到罪恶事实是怎么形成，却没揭示为什么人一进到共产党，肩上压了共产责任活动就必是罪恶，不只中国，世界上凡共了产的地方都逃不脱这一规律。因此只说毛泽东干了什么，邓小平干了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出对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起作用的原因才能获得他们的行为为什么都有罪的说明。
《原罪的共产党》如大家一样把共产主义、共产党看成是世界上的确凿事实，不同处是我们还从事实里抽取出它做为理性的机制性：即它们首先是我们说的话－－是语言的单位。只要是语言所载的就是理。是功还是罪则是由理的性质决定的，在“理”里属于性质的东西进入到实践就是功或过了。“原罪说”要指控这两个名词所含的理都是致罪的性质，除非不用它们来做为社会的主张，一旦用它们来建构社会其能量就是制造罪恶。
“共产党”从做为语言的成份上就是致罪原理。它的功能当然就是造成灾祸。无从避免。
这一批判的导言部分先完成“罪”与“原罪”的一般区分，阐明“原罪”一词的逻含涵义。
一、对罪的思辩
⑴、“善恶、功罪”说的都是联系
只有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才能看到善恶、功罪。
社会又是什么？社会是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联系派生出来的功能。联系揭示的是事物的相互制约性，如因果性，施予性与受施性，规定性与被规定性……等等。社会就是通过制约性来调整这些联系的职能。但原本的世界只是存在，没有联系。因而就有个联系又是怎么造成的？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答“什么是罪”所必须的。
自然界只有人能看到联系，且即是人也并不天然能把握到联系，谁一下生就对自己有知觉？就能认出父母，知道什么是父母？当然不能！因而说只有以某个条件为前提，才能把握到联系。这个条件是什么？
这个条件就叫做经验的能力。功与罪都是从经验里被把握到的。
⑵什么是经验，人为什么能经验？
外部事物的刺激所引发的叫感应，经验就座落在感应上，感应并不能算作经验：张国立的电视剧《宋连生坐堂》，故事展开于一个妇女的难产，江湖医生宋连生在孕妇肚子上刺了一针，孩子就下生了－－原来那胎儿的手握着母亲的脐带，针一刺，发生了痛疼刺激，手一松，就呱呱坠地了：这证明就连母腹里的胎儿也能感应到刺激。可胎儿并不知发生了什么，因而就造不成记忆－－孩子还没有用来知觉的代码（即还不会说话）又怎么能知觉呢？经验是指：人受了刺激，所引起的不只是感应，并且还知觉到所感应的是什么。纯粹意义的人只能感应，这是本能，本能是大自然不容商量的赋予，不能抗拒。只有借助概念把纷纭繁杂的现象反映为对象，才能识别，所感应的就成为可知觉的，从而人才能经验自身也经验对象。
人类世界出现了社会，人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就是因为人有了经验能力－－所以说社会是经验的产物。从社会的角度所看到的都是经验事实：岳飞抗金有功，秦桧构和有罪，邓小平屠杀有罪……都是经验事实。这些事件以及评价都是用经验的能力（即用人的立场）造出来的。
因而说：“罪”是事实。但“原罪”不是指事实，而是指制约关联。
“罪”前加一个形容词－－“原”，指的就不是事实上的罪恶，而是在揭示事实罪恶的所以然。“共产党”是个名词，用来让人明白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的，因而它就是一个理（它是理的表达式），理规定出人的意识并让人能意识，就类似于铸造用的范模。只要是理就是按照联系的原则（即机理地）对人发生作用，不像意志与结果那样直接相关，不同个人遵从的是理里的不同环节，单一环节并不直接指示人去犯罪，但一系列环节的层层传递，造成的终端之果却是罪恶。“原罪说”就是对有罪机理的揭露－－去追踪共产世界种种罪恶的初始根据。再重复一次：
罪指的是事实，“原罪”揭示的却是道理。在这一原则下－－
“共产”的理性功能就是犯罪。
不是列宁也不是斯大林把苏联共产党变恶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张国焘、王明、周恩来、邓小乎、江泽民们把中国共产党变坏的……也不是金日成、金正日父子把……“共产”天然就是一个坏理、歪理，罪恶之理，这个理只吸收和容纳恶人、坏人，或者把好人异化成恶人、坏人，碰上异化不了的好人正派人，它就撕裂他－－如赵紫阳一类。
联系是由经验造成的，或者说是特定质量的经验。
意识是人的能动能力，用来对自身和对象做辨别的。就像代数的代码来表达数值：对象一经被概念所指代，意识就形成了。对象与对象之间就构成联系。联系虽是对心外事物的反映，但却只有意识才能把握到什么是联系：因为世界和世界事物只是存在，既没有识别力也没有被识别的要求，这证明联系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事物一经被区别，就有了互间性，对互间性再做识别就是联系。所以说联系是因事物的被区别所造成。
事物或事物的互间性一经被意识所把握就是经验。
经验就是从意识里通过。
⑶、关于“联系”
从际间性里，我们看到某些现象能制约另一些现象，如“雨水充足支配出谷物的丰产；干旱则制约出枯萎”……从事物的相互制约性里就派生出价值，价值即有用还是有害。有用或有害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某物对我有用；某行为满足了生命某方面的需要……所以价值有积极与消极，有建设与破坏：积极或建设性的是正值，被把握为善或功；有害或破坏性的是负值，被把握为恶或罪。可见－－
价值也是事物的互间性，因而就是联系之一种。
社会中，“罪”由立法来规定，但立法也是基于价值评价而确立的：被法定为“罪”的，其价值质都是损害或破坏的，可见，立法不过是价值评价的硬性规定，用强力避免有害或破坏性的行为。
无论是功是罪，在单纯的主体条件下都是满足，只有把对主体的满足拿在公众标准下才能显出价值值的差别。“功、罪”都对主体有满足，但对公众就不一定还是满足，它就被公众标准区别为正值或负值。功、罪是依据着后果的价值值对贯彻在行为里的用心作的评价：“罪”必须出于“犯”，“犯”里包含着“明知”。行为出自自主，自主表示可发动也可以不发动，明知后果对公众造成侵害却偏发动，这种行为的用心在伦理上被认定为罪恶。
纯粹意义的人只是生命存在，生命既在了就不能不在下去，所以生命与需要的关系是不能避免的，不发动行为生命无以维持。即使是放纵性行为对于主体来说所具有的价值也是可享的、积极的。因而只有依据一个人人都从之出发，且又永恒不变的标准，才能区分出善恶、功罪。
这标准就是“人人都是人”。
凡需标准的场合，针对的都是主体，即能够做选择的，且又处在多自由度条件下的。请别忘了：凡是主体都必是客体，主体是就行为者自身说的，客体是就它是自然之一物说的。因而“人人都是人”既反映了人在主体性上的普遍性，又反映了人在客体性上的普遍性。不论何人、何时、何事都得从“人人是人”出发，做为标准它就把自己在客体性里的联系当作了主体性的依据。把不可抗的“已经性”当做选择性出发的依据。
“人人都是人”做为行为的标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绝对的平等。“人人都是人”并不来源于我们的心，不存在你想“是”不想“是”的问题，“是人”来源于不可抗力，将它做为行为依据的原则就平等地有效于任何人。基于这个原则去行为就是伦理。
事物的联系是由理反映出来的。理揭露的就是联系。
复杂多变的联系中，让行为始终依据着那个反映了不可抗力的原则，人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联系是由理揭露出来的，而人的能力又是被理规定的。所以人在联系中就应牢牢地把握着“人人是人”，这就是伦理。
⑷、伦理
“伦”是行为，“理”是行为的内容和根据。
能够“伦”理的必是理性的；不是理性的不能识别理，也不能依照理，不依照理就不是伦理，也根本不能存在于理世界。所谓“理性的”必须是被理所规定的，已被理所化的就不可能活动在理世界之外。因而－－
只要是理性的，就不可避免的是伦理的。
人类所以要伦理，是因人已处在并永远处在联系中。
而联系恰恰是理所造成，当然只有通过理才能达到对理的合法性把握。凡是有理性的存在物就不可避免地已处在联系中，既已处在联系之中，就不能不伦理。如果不伦理，联系就失去秩序，生存就无法推进。
不同的只是：是仅仅据于对本能的满足这个个别之理，还是依照“人人是人”这个公理。日常所说“不讲理”，是指不讲公理，只服从自我满足这个私理。只有依照“人人是人”这个公理才能造成适合于人人的秩序，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和方便，这种秩序才是正价值。可是“理”不是世界性事实，只是依附在世界性事实上，自身不独立。因而“伦理”还揭示：“理”与它所依附的客体的关系：理性是生命的机能，当然对生命负责，只有“人人都是人”这个原理才有效于全体成员：没有一个成员会在这个标准下吃亏，也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标准下讨到额外的便宜。“伦理”发生的条件是：人人都是主体，即都能自律，又都是不可抗的客体；人人的主体性都是它的客体性的表现，是用来实现生命的，所实现的是同质客体性，所应依据的当然应是同一个原则－－“人人是人”。
“人人是人”就是自律能力对他律原则的自觉把握。
日常所说的“公理”就是“人人是人”这个原则。
人的所“伦”有变数，有可选性，但“是人”就必定要“伦理”却是不变的。类事物的同质性决定了这一点。所以伦理就因是同一个源泉，同一个本性，也就是基于“人人是人”这个先验事实性。“伦理”表示：同质物－－同质能力－－同出一源－－同质表现－－因而就应服从同一个原则：理性世界内的就都是伦理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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