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什么是社会主义（１）
    －－对郭罗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灾难之源”的还原
   
   我们提醒郭罗基老：“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是一个（成品）判断，在实践上被用为根据和标准。既是成品，就肯定有个来路，它就不是自身的初始和源泉：因为还有先于成品的原料，以及源料如何合成为命题的工艺－－这都是构成成品的要素。命题不是自己的始源，它是哪里来的，怎么来的才是它的始源－－构成这个判断的原料以及将这些原料形成为命题的心理历程，还有心理与材料之间如何联系和如何过渡，而后才能得到做为命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
   

   再者：毛泽东再混再赖也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心，有心就不可能不经受心理过程便从天降下一个成品命题。所以才说郭师说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灾难之源”这命题并不是终极有效的，理由就在这里。这得揭示－－
   
   毛泽东能建立起这一命题，他的心理程式是什么？
   －－这也就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命题做出还原。
   
   孙丰对这一还原的揭露是－－
   
   就因毛泽东不知什么是党，也不知什么是主义（这里说的是没有定语的“党”和没有定语的“主义”；不是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即不考查任何实际的，有主观理念或宗旨的事实政党，不考察用来反对别的主张的实际主张，只来追问纯粹意义的主张是什么。）
   
   不只是毛泽东，而是整个共产党（包括毛所崇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解决这个对一切政党来说居第一位的问题。这是不是一种妄说呢？－－陈独秀是上世纪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是最重要的开放人物之一，而李大钊也是有成就的思想人物，他们能不知什么是党吗？问题就在这里：在任何时代，时代能向人提出的是实际使命或任务，直接被面对的并不是“党”，而是由任务规定的实际政党的宗旨或纲领。这就有两点是我们后来者的研究所无从把握无从去完成的区分：
   
   其一是纯粹的－－政党，它是一个客观概念，却又没有事实性为支持，与人的创立无关－－人能创立的永远只能是时代任务下的实际政党，没有办法创建出纯粹政党。所以纯粹政党就牵扯不到主观心灵的使用。正因为做为概念它是客观的，一旦有政党事实出现却必是主观的，所以纯粹政党就不可能进入人的经验，实践中政党领袖只能关心到实际政党，无法去研究政党这个纯粹名称。
   
   其二是政党的宗旨或纲领要反映的就是时代性的使命或任务，人能主观地去创立的总是实际政党，实际政党出自意志，且直接的就是意志，当然就有主观过程，就在意识能力内留有生动痕迹，生动到足以占据整个意识，把它借以成立的纯“党”名称抵消得无影无踪。创建政党的杰出人物其实都只活动在纲领或宗旨内，几乎没有人关心“党”这个纯名称，没人去考察纯粹的“党”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的这一说法是逻辑学和心理发生学都能解释的－－如上我们说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既有原料，又有创建者的心理历程”。上世纪西学东渐，中国处在经济上贫弱、政治上转型和思想上的大解放时期，当时的形势向民族的先贤们提出了那个时代的任务，活动家们只能就各自所见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围绕着主张来活动，一批人一围绕一个共同主张也就构成为实际的政，不管他们自觉到没有。他们既来不及也没有促成思考纯粹政党这一名称的机缘。毛泽东一生考虑的只是共产党，而不是纯粹意义的党。他怎么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或者说我们民族的理性还没成熟到这个阶段。
   
   共产党在中国已快一个世纪，统治中国也近八十年，它声称自己为夺取统治权牺牲了两千多万同志，可它为夺取这个政权杀死多少人呢？至少不会少于二千万，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还不知什么是政党，什么是主义，又怎么能不陷于危机呢？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我个人是从六十年代末卷入了同它的斗争，经受了极大的牺牲和大半生的努力至今天才开始触到它的一点点皮毛。整个中华民族被它压榨了近六十年，经了张戎女士的十年努力我们才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没有什么芦定桥头铁索寒，没有十八勇士……我们才晃然了解到：正是父子之情使蒋先生放纵了共产党，才让它坐大……十几亿人的洋洋大国，对这些表面事实的揭露都需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对于连共产党领袖们自己的心理都未曾纳入的那些过程的揭露，当然就更为困难。
   
   大思想家陈独秀，还有不可一世的东方巨人毛泽东，都不知他们为之献身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一点也不奇怪，这也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实践共产主义的创立者列宁、斯大林也都一样，这个问题根本就没被他们当做一个问题思索过。
   
   无论毛泽东多么无赖、邓小平多么的霸道，至少他们都不是要拿“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和自己过不去，和自己的党过不去吧？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巩固统治。他们自己叫做“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或者“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一句话：他们是为了他们的政权的延续。这话也不只毛泽东、邓小平说，其前的列宁、斯大林也没少说，且实践中的贯彻也并不手软。可是，其政权并没像他们这样做所期待的那样“永不变色”，而是只维持了七十年，就随同他们所打倒的那一切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相反，在“反党反社会主张”没有罪的地方，那里的党及政权就这么一辈又一辈的承传，轮换，偏偏就不进垃圾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恰恰就是对他们的期待的动摇和瓦解吗？他们要“长治久安”，为长治久安所取的努力却是命短性毙。
   
   其所求与所得相背向，其果与其行为相反比，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指导他们所以那样行为的原则其实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背道的吗？如果读者接受我的这个结论，那么我跟上来要揭露－－其实这也就是不懂得什么是政党什么是主义的表现。
   
   －－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植物的苗都不能揠，所以他们才揠，一边揠一边施肥一边浇水，就像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棒苞米可脱粒×克，一亩地原植××××株，现在翻上十倍，原来的棒数乘于１０，总粮数也就翻十倍。毛泽东就不懂植株密度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密植的结果是棵粒不收。
   同理，他也不懂得什么叫生态，他不知道灭了蛇会是鼠灾，灭了鸟雀会是蝗灾、虫灾，他就凭着诗人的想像拿着国家狠命糟塌吧，反正他是饿不着的。
   
   因为毛泽东们不懂什么是党，什么是主义，他才有它的诗人加虎狼的想像来保卫他的党他的主义，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宪法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