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不是斗内，是精神批判性的证明（２）
   
    －－就《民运，为什么内斗不止？》与阿良商回讨
   
   我说阿良兄，你是否很讨厌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至今天我们还要从这遗产中吸吮营养，没有诸子百家就没有今天。中国文明最繁荣最影响后世的就是这个时期：要在当时，对于你这样的批判家，你们渐江或江苏国容不下，可以到俺齐国，有俺国的孙尝君好好招待你。你仍可以去游说诸侯。被秦泽东那么一统成大国，百花变专制，百家就成独裁。

   
   争鸣原本就是理性的本质表现，你怎么能得出“争吵是内斗”这个结论呢？试问不斗怎么去伪？不去伪怎么存真？老兄啊，互联网这么大，反共的斗士不少，但把自己划为批判家的并不多，你是其中之一。你建立了一个体系，并在用体系来解释现实，这意谓着什么？这意谓着你不只是在反共，并且还把现实世界的光明与黑暗都理解为理性的不同应用，你通过理性的清理来确认它和校正它－－你还把反共当做学问来做。那就得说民运内发生的是争呜，是洗礼，不是内斗，民运正是从斗争批判中来淘伪汰劣的，来获得健全，获得自省，沉淀成普遍的秩序。
   
   不错，民运中可能有冒牌，也可能有人受中共操纵，更有垃圾分子，可你得知道，先有常人后有民运，所有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都只是常人，不为民运而生，是常人就有常人的弱点，只是在生活之流里或者出于自觉或者出于偶然形成了民运这个阵营，当然地也就把常人的弱点也带了进来。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纵然有九十九个人上当，余下的那一个仍是民运的全部，代表了民运的方向，代表了“民”这一事实不可抗地走向个体自主的趋势，仍然抹煞不了民运是先验的和光辉的。骗子正是在作假、欺诈、拐骗、装鬼、弄神……中为公众所认识，为社会当案所记载，他们才必然在某一天被民运的车轮所甩掉。常常说的“正统民运”不就是对杂牌的一种分割吗？并不是淘汰不掉，是民运自身的淘汰进程尚未进入迫切。是老兄你把常人的弱点民运化，又把民运非常人化和理想化了－－民运是常人中的一部分，只是代表了人际关系的必然前景的那一部分，常人的七情六欲，贪婪、狭隘等人性共同性在民运身上是同程度的。当然他们应赋有在斗争中洗礼自身、纯洁自身的义务。
   
   正因个人所可能的成长的局限性才得出这种并不客观的结论。我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你的个人局限性－－忘了什么时侯我曾半真半玩地向你指出你对“现象”一词的使用总是错的，几乎全是多余，可你至今还是这么用着：
   
   “这种现象，让很多人迷惑不解。”
   
   阿丰就来问阿良：这是行为或事实还是“现象”？我不要你来雄辨，只要你向自己回答：你为什么非把行为或事实说成“现象”？你的前两分句“永远相互吵架，永远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已经周密地描述了事态，使它生动的“具象”了，你凭什么非把已经“具象”了的再倒退成“现象”？
   
   你手里拿着个浙江汤团，你非说拿着的“粮食”。至少得承认这是个性方面的一种限制吧，那怕它再小，再小也属于艰制而非敞开性。为什么？
   
   就因你的知识积累中有别的，却没有这部分，所以你就认为这是技术，是小事，不影响真理。若果真这么小它能滋润出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学派－－德国古典学派吗？那马克思不过是这个学派的不肖弟子。他先生的辩证是从一个环节向另一个环节的还原或推进，讲求的是严密和准确，他的辩证干脆就是教人如何不讲理。他丢失的就是这个学派的理性纯洁性。若果真那么小能够单用这个词《现象学》就独树起人类思维的一座里程碑吗？并且这学派又派生出更加纯粹的《分析学派（即语言逻辑）》后来，又在数学方面派生出《数理逻辑》，并且战后独占思想界三十年。讲这些是否只是书生之见的瞎抽象？那就讲个具象－－
   
   就拿“共产党”来说吧，你阿良看到的只是发生在各国的一种社会事实，你可曾注意到它的更为深层的方面－－不是事实而是构造事实的理性吗？
   
   共产党首先是理性的一个知识，而后才是这知识造成的人际事实。
   
   从你的全部批判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觉醒：全世界的共产政权无一不犯屠杀罪－－这只是一个直观经验，你的批到只对着这个直观事实，并没去揭露事实背后的必然性机理－－机理只能潜储在－－理里－－即在“共产”这个概念里。人类理性不经受纯洁性洗礼是永远达不到这一揭露的。
   
   你要把某种事态称为现象，你就必须去掉它的具象性，只有那些还没命名的才是“现象”。山和水和云和树和……都是自然中的现象，但一经祖先们为它们命了名，你就得叫它山叫它水叫它云不能叫它现象，你还这样叫就证明你的意识未经受纯洁性洗礼，特别在每遇最郑重立论处就不一定是可信的。在理性内“党”做为概念并不是一切关系概念都可去限制的，这就需要理性的批判来揭露，但在实践范围内，党可以接受任何关系概念的修饰。
   
   在修饰造成的理性矛盾的实践中，灾难势在难免－－１９１７年后的俄国－－苏联；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只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路线所造成的灾难，可没看到这一命题所以成立却是因为毛泽东及共产党都不知什么是“党”，什么是主义。
   
   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人是自然事实，而党和主义只是主观事实，“党”只是主观内相反对相颠覆的人际联系；“主义”则是为否定他主义而取的证明。他们能愚笨到设计“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吗？我想那是不需的。
   
   在茅于轼以前的文章里也能看到“汉唐盛世”、“康干盛世”这类成语，可他为了证明《为富人说活》有理，竟造出一个“中国穷了他几千年，就是因为仇富”，茅于轼自己就在打自己的嘴巴，他还摆一副出公众委屈了似的。理性批判就这么重要，不只是要灭共，更高的意义是重建文化，重奠伦理。
   
   你所以有这些责备就因你只注重了实践的批判，忘记实践是理性的贯彻。
   
   所以你看不到中国民运的状况是人类进化最一般的状况，是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都演义的。它不是中国民运所独有，而是人类共性：基督教初创，被别的宗教敌视，成为受迫害的异端，到它成了正统就排斥别的，黑暗了一千多年，多少不照成见解释现象的人受到迫害？再看看做为民主革命榜样的法兰西革命：三巨头不是互相切了吃饭的葫芦！咱们的辛亥革命，先贤们再贤也是分分合合，吵吵斗斗。至于共产党就不是吵吵闹闹而是互相屠杀了：只江西就自己杀了近十几万。十几万呀！
   
   所见不同是理性的本质性。当交流不能共识时，就动了情，一动情就不论理，这不是哪国的民运所独有，是一切民族进化道路上都记载的。属之人类的类性，而且，也不是某职某业某阶层的独立品格，是人性共同性在不同阶级不同人群里的表现，只是这些表现又多少染有了阶层性罢了。你说的这些无非是个性狭隘、自大、贪婪、猜忌、不信任……这并不是民运队伍的民运性，而是是人就避不了的限制性，人天然就趋福避灾，这生命倾向性一旦在具体事情获得表现，就带上了那一领域的特点。
   
   你是人，李世民也是人，毛泽东还是人，人人都是人，人人都有这些倾向。只是学养阅历的不同在各个人身上的表现也不同，有了阶段上的区分，若把处在不同阶段的行为拿到一个绝对横线上看，就如你所说了。很善良的项籍不是也乱杀无辜吗？可流氓分子的刘邦却不杀（至少是少杀）无辜，即便那阿邦无境界可那帅哥张良、哥萧河有境界！你指责的是个素质境界问题。
   
   说“民运永远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中”是没经考虑而直出的，与你老兄自己的言行就相悖：你写这篇文章是恨民运不成钢，所以批评，是因你站在－－民运一定能成钢，一定能在不久的一天成为中国的官方观这个信念上，若你连这点信念都没有，你还能说这么写吗？既然你在这里发议论、敲警钟，至少你不是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中，且你还有一大批可信赖的朋友，他们也没被玩弄呀！这是自织的逻辑陷阱！我就知道你并不悲观。只是当你急着找证明支持立论时，常常只顾首而忘了顾尾。
   
   最后一个问题是“谈谈民运的现状和前景”，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成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明天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