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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人说话与为穷人做事”语无伦次
孙丰：“为富人说话与为穷人做事”语无伦次
一、理论是学术，表现为理性证明性，不是执气。
抄一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送给茅老人：
“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凡著书立说者无不如此。”
我要问咱们茅老先生；“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是不是在著书立说？若是：你就得说出一个道理，在立场上还必须具有“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这个特征。
“严刻的理智态度”又是什么？就是理性的证明性。
你说的必须是一个判断，即做为道理它自身就是它的畅通性的证明性。作者获得它的途径不得是信手信口而只能得之于理性的证明，并且还必须能被公共的证明原则所支持。试问 “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是一个判断吗？是一个道理吗？这话是公共的理性原所能证明的吗？如果不是，你写它干什么？不错，你是有写作的自由，但你的自由还有同步地负起遵守公理的义务－－你得为明理而写，并且又是理可加以证实的。你却不是在明理而是在发情，叙情你找《诗刊》去！不能在理论阵地上叙情，这是常识。
“ 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只是个意志，又含了几分情绪，不是明理的证明句。即使尾随这句话的叙述全是证明，而且严密，也不行，因为“富人”和“ 穷人 ”这对概念只是对既定的直观事实做的评定，指出了某种具体状态的事实－－茅老人你得知道－－这两个词都是直觉。直觉是经验，不足以成立起一个道理。道理是判断，判断必须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即必须是理性证明性的句式。富人、穷人只指出了一个直观事实，不属于规律研究的对象，纳不进理论创作之中。经济学研究的是某条件一经发生或具备，某变化必后继出现，绝不能避免；或对某种已然事态的追踪必得到某个先在的条件，这是一种必然性关系－－规律。规律涉及不到为什么人说话和为什么人办事。它只是研究处在什么条件下，这条件与哪些条件相综合会出现什么后果，确立是阻止还是去促成的对策。
二、“要替富人说话和为穷人做事”是个逻辑悖论
无论茅老人的心怎么善良，有什么样的扶贫努力，有多少人从你的努力里获益都无济于事，你这是在著书立说－－是在做学问，别拿做的事来搪塞，你这叫东搅葫芦西扯瓢，不是治学，你已陷于了诡辩还不自知。
对“替富人说话”这个概念，无论作怎样的分析也拆卸不出“ 为穷人做事 ”这一成分。这里的宾词不能为主词所包含。既然你说自己在经济理论上有何种贡献，那你就必须懂得：理论的成立在于主词先天地包含宾词，只是这种包含关系还不够请楚不够明显，你通过分析的手续把这层关系揭露出来，证明给读者。
你这种句子叫－－胡综乱合。
这两个概念毫不相干：又是各自独立的意志：一个“要”，一个“ 为 ”，都是主观能力中的同一能力－－意志。任何人都不能同步地实施两个意志，它们只能被分别地独立地去实现。且它们间没有丝毫的隶属性联系，是相背驰的。相背驰的两点怎么会在同一个意志过程里共同受益？你老真叫人啼笑皆非。
茅老人你违犯形式逻辑的矛盾律。
我批评茅老人的文章这是第三次，从这次批到中我悟到老先生出这类问题的要害是－－他只会作综合，不作分祈；或者说他的综合未经分析的支持而由着情绪凭想当然去拼奏。也就是说：
茅老先生犯的是任凭理性展开想像的羽翼自由飞翔，却不知用知性来核实理性将要连接的材料（概念）的可靠性究竟如何的武断的形上学错误。
三、理论创作一经建立，做为道理它就是自身证明的
不允许作者去“补充”或“解释”
若“补充”或“解释”有效，那还叫什么理论？
哪还有理性证明性可言？
茅老先生说：“ 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我提醒茅老人：这是你在说呀，并不是你确立的题目的自身所涵。
你得知道：作者一经立了题目：那题目及其每一语义单位是什么涵义，与外界的联系是怎样的，就不与作者相干而是它们自身的事了－－
你创立的这个理论是你的，但用来创制理论的材料（概念）却是公共的，全人类的。
若可以随意改动，它也就不具有公共性，失去了公共性人又怎么交流呢？又哪来的社会？别人是用公共的理性原则来看待它们究竟包含些什么以及怎样包含的，人们只能根据每一语义单位本己的涵义来发生认识，决不能接受后来的补充或解释。若你的补充、解释能被允许理论还有什“值”呢？
概念是所有人的，谁都不能随意减弱也不能用“我说”来补充、解释它。茅老先生这种话，是由于被遭遇的问题所剌激，出于对策的考虑，来不及请教知性就由理性把直觉到的有效性综合到所遭遇到的问题上去了。
在完成这种综合的进序中没让知性去检验它们到底可不可被综合，只凭着相当然而将它们联结了。须知当说出了“ 富人 ”这个概念，就不再有机会从这个概念里把“ 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 ”清除。“富人”只是个对财产的量做直观评估概念，涵义里不包括财产在来路上的具有的道德性，你怎么追加补充、解释都无济于事，那只有效于你的意志。
在实践上，只要是替富人说的话就无例外的有效于所有富人，并且往往首先使“ 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人 ”受益，因为他们的财产在量上大，支配力当然就强。“ 为富人说活 ”只对富不富有效，对有无财产，财产多寡有效，并不对财产在来路上的道德性有效，请茅先生别忘了－－
经济运行中发生效用的是资本，不是资本在来路上的道德性！
用勤劳赚来的一百万与贪污得来的一百万有相等的购买力。所以老先生补充上这段道德解释完全是亡羊补牢。他已经把权力给了资本了，后来又说不交给不合法的资本，可由什么力量通过什么途径来阻止不合法资本占用茅老人的决策？这就不是茅老先生的事了，你不能呀！不能你就别说。
“ 话 ”既为富人说，那富人就不可能去问是不是只为有道德的富人所说，贪污而致富的人的财产也并非不是财产，是资本就不能不参入经济运行，在运行练条中就不是不发挥作用！结果是谁最富谁得利最暴，穷人就更加边缘化。茅老先生的话简直不像个称为经济学术者的话。
四、理论创作怎么能允许“仇富”这种主观心态的支持？
在我批驳前先就这段话向茅老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发问：
（１）中国什么时侯穷了几千年？这得一一证明，不能想到哪说到哪；
（２）“仇富”是个心态，你茅老做的却是学问。心是主观，学问却必须客观，只有必然才是道理，你必须把主观的心态“仇富”还原回人的客观性里，看看“仇富”在人的自然品质里是个什么东西。－－老先生，你总得承认人是客观事实吧？你就没有主、客世界分不分这个意识，在那里随意搅混。
（３）中国穷的原因怎么会是仇富心理呢？难道人类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有嫉妒心？人类中成员还有嫌富趋贫的？
（４）仇富违犯了什么道德？
茅老先生不知自己是在做学问，而学问就是做判断。而“仇”呢？就是带着敌视情感的意志，你用情感和意志来支持学问？你大学是怎么读的？
“仇富”是人的心理，当然是主观，主观就个别，是意志，而你研究的是经济运行，经济是照必然的法则运行，就不允许你拿情绪和意志来支持必然律。意志虽是个别，人却是客观自然界的，你就得把主观心理还原回人的物质性里看看它在客观上是个什么东西，然后过渡到你的学问里。仇富只能是人性或人类学的直接材料，不是经济规律的直接支持。
茅老人说的仇富是人的欲望或本能，请问人能没有欲望和本能吗？请问欲望和本能不在人的肉体内，能不是人性本己性之中的吗？
如果是：茅老人你就得回答：你的胃是在替外在的什么东西完成吸收、消化？你的小D是为外在的某物排尿？你的肛门是为外在的某物排除废物？那么：你的脑机能的功用能不是服从并服务于它所依附的肉体而是服从和服务于外物？凡本己的力量能不是服从和服务于本己吗？如果不能，你就得承认欲望是不能避免的一种能量，服从和服务于本己也是造化天然。那么仇富也就没什么罪，不违反道德，不是中国穷的原因。这话是因你要支持自己的立论由情绪发作选择的。你甚至不知你的话已把国人划在人类外了－－外国人不爱财？不嫉妒？－－嫉妒属于人类，是普遍的共性。你就不是做研究，而是妄断，没有任何理性可证明性。
照茅老的说法：中国人与人类还是两个性？中国人不是大自然的造物？若是，它就不可能在人性外还有别的什么“仇富”性。由于人是从最直感的经验向间接、向抽象的认识过渡的，所以以往的人总觉自己先属于父母，而后家庭，而后乡里，而后国家，最后才属于类。其实错了：人来于父母这层关系是以类为条件，它揭示的却是自然界的客观的事实的联系；乡里、民族、国家都是心灵概念，揭示的是主观心理的事态－－所以人首先属于类，而后才属于国家。全人类的人都向往富足，厌恶贫穷－－都有嫉妒心。并且全人类在向住富足和嫉妒倾向上是绝对一致的。
仇富怎么会成了穷的原因呢？茅老人武断！西方人不嫉妒怎么会写出“鸟托邦”，怎么会有《共产党宣言》？支撑了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就是仇富心！
共产主义革命所表现的人性本己性不就是嫉妒吗？没有嫉妒老毛匪能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的“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表达的不是嫉妒心又是什么？
仇富并不可怕，因为它是人的欲望，只要有足够周到的“礼”来规范它，使人生存的软环境具有人性真实性，都以照“我是人，人人都是人，因而我有义务让我遵守‘人人尊重人人’”这个律令，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不能制定任何意识形态，不在人性外重新塑造人，任何由社会力量制定的意识形态都将是对人性的歪曲，因为人是有形有态的。尺要社会只贯彻让个人意志充分自由的制度，穷富分化就可以改变－－所以出现如此悬殊的穷富分化，还不是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的不公所引起？
可怕的问题在于权力来自人性外，它就必然地拼奏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来规范人，可人一下生就带着本己规范的根据，这种根据能不与社会强加的规范相冲突吗？一冲突社会出于秩序的愿望就拿人开刀，两极分化和对峙就越演越烈。
茅老的愿意为富人说话是强辞夺理，且不是理性论证。不仅一文不值，且负价值多多，不仅应批判，且应严肃地肃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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