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五） /生存与超越

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质是社会关系（或者说人类合作方式）的转型，这一转型必然对管治理念和管治机制产生巨大的冲击。从社会关系的层面来看，现代化的意义本应是：建立一个以社会化分工为依托的契约型社会，使每个人能够从依附型血缘群体中独立出来、成为社会性群体内具有完全自主权益的独立个体，并最终瓦解建立在人身依附之上的封闭等级-高度集权机制、建立“通过自主性契约关系实现各自利益”的新型机制。但是，在当代中国，由于官僚（管治）集团的守旧、僵化导致社会管治机制和管治理念的变革迟滞于现实的剧烈变化，使得建立与社会化分工机制相适应的自主性契约型社会的努力遭遇到羁绊。于是，在主流经济运作方式（社会化分工生产方式）与主流社会管治机制（封闭等级-高度集权机制）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断裂。两者之间的断裂成为当代中国各种剧烈冲突的根源。

从总体看，各类纷乱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冲突是，由于没有正确定位政府（管治集团）与民众（被管治集团）的关系，导致政府权力的无节制膨胀，政府利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官僚管治集团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最终的结果不仅造成政府管治的正当性困境、而且扼杀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二类冲突是，管治正当性困境和管治有效性的弱化导致了在社会共同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时对社会共同利益的普遍蔑视和践踏，导致了“为私人利益而侵害社会共同利益”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环境保护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本流失问题和人口问题都是此类现象的典型表现。

缺乏“尊重个人价值”观念和自主意识的社会是培养专制的沃土，由驯顺、隐忍、懦弱的民众组成的社会必然纵容出一个飞横跋扈的管治集团和以管治集团为核心的权势阶层。对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承袭使中国人习惯于认同这样的观点：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有赖于一个英明的领袖、一个伟大的政党和一个无私奉献的管治集团（即所谓的干部队伍）。然而这种忽略民众个体作用的精英模式在过去的100年中遭到无情的现实嘲讽：英明的领袖、伟大的政党和被要求“无私奉献”的管治集团所主导的救亡、赶超和复兴运动，以及围绕主导权和利益分配而展开的中国式政治“精英”更替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出现“国富民强”的局面，反而经常性地使中国付出社会秩序丧失、经济发展停滞的代价。我们无意否认领袖、政党、管治集团对中国的贡献，以及以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为依托的精英模式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无意否认政治“精英”更替运动有其内在的必然，但是100年的历程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以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为核心、以管治集团为主导的精英模式兼具短期有效和长期无效（甚至有害）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中国社会应该选择的演变路径选择。中国若要摆脱“中世纪”式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机制，不可能指望少数伟人的努力，因为贪婪的私欲会将“仁慈”的领袖异化为“残暴”的君主，这是在历史进程中已经多次演练过的“游戏”。

现代专制（封闭等级-高度集权）机制与传统专制（世袭等级-单极集权）机制有着内在的共性：政府的管治权力被权势阶层“合法占有”从而使民众丧失监督、制衡政府的手段和意愿，管治权力的行使得以“合法地”偏袒于权势阶层。只是随着民众自主意识的逐渐觉醒，与传统专制相比，现代的专制者需要更加巧妙的宣传与掩饰——如同“强奸被篡改为通奸”、“盗窃被美化成赠与”一样，需要将对民众权力的强行剥夺描绘成“自觉”拥护。封闭等级-高度集权的专制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为权势阶层服务的特权机制，它用怎样的口号愚弄和操纵民众只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策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的社会主义与专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互换只是一种技术性策略的变化而无需涉及基本理念的重大调整。

如果一个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上天”的授予和自上而下的权力“批发”，那么强化政府的管治只能意味着对民众利益诉求的更加蔑视，因为权势阶层的高效率是以践踏民众权益和漠视个体尊严为前提。对管治权力的绝对控制使权势阶层有能力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甚至以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而满足其阶层的利益。权势阶层垄断地位的巩固，不仅标志着金字塔型权力-利益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在现时管治机制主导下的不可逆转，更昭示着未来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阶层之间对立进一步尖锐化的发展趋势。

等级观念-集权机制像一套遗传密码在各个层面主宰着中国。即使由于中央政府管治能力削弱而产生出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它们也会依照其母体复制着相似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机制。这种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绝不是被期待的公民社会的雏形，在它们的管治下也不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的公民社会，因为它们的本质仍然是高度的集权与封闭的等级，而且由于管治规模的缩减而形成对社会基层更为有效的管治。“借助于地方势力的相对独立实现民主化”的企图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壁。如果没有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公共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只能是一种奢侈的幻想：身处等级-集权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个体只会在压制和被压制之间寻求个体性的平衡，而绝不会通过民主的协商机制达致权力的共享，更不会将这种权力共享模式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附注：作为中华文化圈内实行民主制度的先行者，台湾在民主化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传统意识与民主化结合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提供一个样本。200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缺乏民主价值观（人本主义）普及的社会，在“嫁接”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困惑与尴尬。]

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都聚焦于对现行管治机制的“政治改革”之上。中国政府的管治困境已经清楚地表明：现代专制（封闭等级-高度集权）机制已经无力应对现实的发展，未来进一步的变革必须以瓦解封闭等级-高度集权机制、构建以人本主义思想为依托的新型管治理念和管治机制为目标。如何构建既承接中华文明的传统、又适应现代化（社会化生产方式、个人本位价值观）要求的新型管治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当务之急。

变革需要考虑包括权势阶层（官僚集团和他们的利益盟友）在内的各阶层的利益，但是变革不可能依赖于权势阶层的利己激励，因为未来进一步的变革必然以取消他们的特权（即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少数人据以获得超额垄断利益的权力）为目标。人类的利己本能决定了“没有人会给自己签署死亡执行令”，因此变革需要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尊重所有个体价值”思想的确立来自社会每个成员对这一思想的认可和接受，对权势阶层的制衡来自于每个个体维护自我利益的激励、来自民众的自主意识和面向未来的责任感。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作为改革对象的官僚集团垄断着公共权力，为了“巩固管治基础、维持集团边界的封闭性，以使该集团的垄断地位不受挑战”而保持着“高度的”团结；作为变革潜在受益者的民众处于分散、软弱和旁观的状态。从这样一种力量对比的格局中，很难看到自发、渐进地实施彻底政治变革的动力。面对变革的诉求被蛮横、跋扈的官僚集团所遏制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不感慨：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社会理性尚处于“蒙昧”阶段！中国需要一场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需要重新界定个体“人”的社会地位、需要构建个体本位的社会价值观。

“将尊重个体价值作为最高社会原则和构建社会价值观基础”的理念必然与传统的等级观念发生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决定着任何一个有着深厚等级传统的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产生剧烈的震荡。管治集团在中国社会转折关头的蛮横、短视，将可能导致下述结果的出现：或者变革的渴求被铁腕的残酷镇压下去，从而维系着以暴力为基础的专制管治机制；或者变革的渴求唤起民众对政府权威的蔑视而激发出暴力抗争的诉求，从而使中国处于相互对抗和分崩离析之中。这两种前景中的任何一种，都将指向“使中国彻底沦为国际垄断势力的附庸”的归宿，就未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都蕴含着巨大的灾难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等级-集权传统的社会来说，对政权的直接冲击也许并非直接来自下层的反抗，而是在面对外来势力入侵压力下的民众背叛。认识到这一点的政府也许会采取媚外的政策，通过出让部分主权以换取“良好”的外部和平环境。然而，政府的这种选择面临着双重危险：或者由于外来势力的壑欲难填，导致主权被蚕食殆尽而最终被无情取代；或者由于对外的谄媚激发起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可以预计，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难题将会呈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中国政府面前，这是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在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前所无法回避的两难抉择。

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6世纪伊比利亚王国的没落和18世纪法国的大革命指明了专制社会的三种发展指向，对于历史的重温有助于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潜在的反抗者）对未来的自我审视和把握：继续“愚民”政策只能使众多的民众继续置身于无知和麻木之中，从而丧失“通过培养自主意识、自立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应对迫在眉睫危机”的最后时机；任何以一己（团体、党派或阶层）之私而置民族存亡大义于不顾的短视行为都将使中国民族在不远的未来遭受难以弥补的打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挨打”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经济落后，更直接源于观念的落后和社会内部的分裂。为了一个本不应该继续存在的管治机制而浪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将成为未来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心痛。面对无奈的现实，我们真诚地希望：当代的中国人能够具有与等级观念-集权机制决裂的勇气，从而为建立新的管治理念扫清制度和观念上的障碍。但是，历史的经验让我们无法驱散这样的疑惑：未来的中国是否将坠入历史轮回的陷阱？因为走一条熟悉的道路毕竟比重新开辟一条道路要容易得多、省力得多。

2004年9月完成本章初稿写作

2006年7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2007年6月完成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