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坚

   与中国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决定了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差异；文化传统、生理特征决定了海外华人与周边环境的差异。“我们是谁？”是海外华人在主体自主性意识增强之后所必然面临的问题。

   身处欧美国家的海外华人、特别是在海外接受了系统教育的第一代移民的后代，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淡漠——这种淡漠不仅体现在利益关联方面、更体现在价值观的差异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将因此而视其为“外人”。对中国政府来说，海外华人（特别是那些已经加入他国国籍的“外籍海外华人”）的忠诚性历来受到怀疑，回顾中国政府与海外移民关系的历史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中国政府对待海外华人历来持“工具论”的态度：今日对海外华人的热情源于欧美社会的强大和海外华人的富裕，希望这些身居海外的华人能够为中国引进技术、资本，能够舒缓与其它国家的矛盾，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一目的无可厚非，但是中国政府的功利本性决定了这些海外华人在其自身价值被利用完结之后的命运——“像一块被用过的餐巾纸一样被弃置”。功利的中国政府不会关注这些被弃置的主体的感受、更不会对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工具”心存感激——看看那些曾经为中国发展贡献一生的老人们今天的生存状况就不难感受到这一点。

   对欧洲犹太人生存史的回顾使我们得以窥见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内在排斥性。几百年来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犹太人不断遭受本土居民的排斥，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几乎所有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国家。犹太人在当地长期定居的事实、他们改换姓氏和放弃原有宗教信仰的努力，都无法改变被歧视、被驱逐的命运。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登峰造极的表现。对基督教文明内在排斥性的担忧必然会投射向我们自身——我们的后代是否会面对同样的排斥？或许现实的“民主”、“自由”只是一种富裕社会“好心情”的体现，一旦欧美国家处于相对衰落之中，心怀故国、分散而居的海外华人极有可能成为替罪的羔羊？

   我们应该怎么办？被夹持在“中国发展趋势咄咄逼人”与“发达国家对此心怀恐惧”之中的海外华人，既无须为中国的发展欢欣鼓舞——因为今天的中国政府只是将这些海外华人视为“有用的工具”，也无须为“发达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呐喊助阵——因为深受基督教文明熏染的西方政客们从内心里也没有将“黑眼睛、黄皮肤”的华人视为“自己人”。

   改变海外华人工具性地位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觉醒：在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向中国输入“全球化时代的人本主义观念”，避免中国重蹈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覆辙；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我们一方面需要全面介绍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潜在的隐患，同时也应该正视发达国家的扩张性本质，通过与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团体的合作改变发达国家的价值观与发展模式。

   如果将当今的世界类比于中国的战国时代，那么我们应该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墨家子弟”——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某一国家（无论是我们祖先的国家、还是我们后代生长的国家）的繁荣、而是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这一目标，海外华人应该帮助弱者、限制强者，致力于弘扬和谐、公正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外华人需要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有力的组织，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一个融入了上述理想的、海外华人自己的政治实体。

   200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