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超越（三）——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武坚
   
   序言

   
   如果把社会发展比喻为行驶在大海上的一艘巨轮，那么作为领航者的政府必须明白巨轮行驶的目的地所在。[附注：在本文中，“政府”是包括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的国家权力机构的泛称。]面对不时迎面而来的障碍而修正短期的行驶方向体现着领航者的机敏；但是在短期转向之后，领航者不应该忘却航行的目的地，如果由于短期的转向而迷失长期的方向则意味着领航者的愚蠢。当领航者迷失方向的时候，任何共同的风险承担者都有义务提醒他回归长期的目标。这是我们写作本文的动机之一。
   
   中国问题之所以重要，并非仅仅由于它与中国人有着切身的利益关联，更是由于：作为一个正在试图融入世界体系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仅对其自身、而且对这个星球的其它成员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古老文明的幸存者，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折射出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某些共性，对中国社会昨天和今天的理性分析有助于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指向。这是我们写作本文的动机之二。
   
   然而，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意味着异常的艰辛，这种艰辛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与欧美国家在价值观和社会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文明层次上的而非国家层次上的差别。作为有着十三亿人口和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其内部的复杂性否定了简单移植欧美社会研究成果的可能。其次，由于中国社会信息的人为失真和技术性欠缺，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社会理解和研究的难度。这是任何一个试图揭示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困惑。除了上述技术性障碍之外，还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方面的顾忌。在今天的中国，抨击政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抨击不实会因言获罪——诽谤罪；抨击属实也便会因言获罪——泄露国家机密罪。政府利用其权力已经编织好了一张严密的防护网，政府在这张万能的防护网笼罩下成为不可冒犯的“圣物”，使得民众丧失了与政府对立的合法性。唯有按照政府的调门、带着镣铐随之起舞，方不致遭受劫难。政府的“过失”只能由政府官员自我评述，但是受其利益所限的政府官员是否客观、公正、全面，实在是大可置疑。鉴于诸多苦衷，本文对有些事实只能大而化之、点到为止。好在数字、细节的缺失可以由常识性的体验所弥补，应该不至于造成“谬之千里”的遗憾。
   
   一种主观的认定使我们坚信：任何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必然由源于人性的普遍性力量所支配，正如纷繁的物理世界必然遵从共同的基本定律一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推动社会演变的根本力量源于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本质差异，即由于人类欲望具有无限自我扩张的特性，导致在能力的增长与欲望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相对落差。理论上讲，缓解欲望与能力相对落差的方式可以归为两类：或者试图实现能力增长，或者试图抑制欲望扩张。但是，主导近现代文明的扩张性价值观否定对欲望的抑制，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能力增长就成为解决欲望与能力相对落差的唯一社会性选择。然而，人类欲望的无限自我扩张，使得人类能力增长的速度永远无法赶上欲望扩张的速度。这种落差的指向为人类社会的演变确定了方向。[附注：以上观点详见拙作《对制度演进与多元化的思考》或者《生存与超越（二）--对现实世界的再认识》之第四章。]如果承认上述这种有着较多主观性认定的假设，那么从理论上讲，任何社会都可据此建立相同的、解析社会运作机制的表述方程。方程的结果，亦即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明、国家层次上的演变进程，将取决于时间性的和空间性的社会约束条件。这是我们不自量力地试图揭示中国社会运作机制奥秘的信念支撑。
   
   在第一章（《决定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中，试图从“源流角度”归纳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基本因素：影响社会选择的人口、环境、资源约束；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传统的延续；“现代化”与扩张性价值观的冲击与追求；全球化的诱惑与挑战。正是这四个基本因素决定着当代中国社会在“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向工业社会的大规模分工协作生产方式转变”、“从世袭等级-单极集权相结合的传统专制社会向崇尚个人自主的民主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特殊性。它与第二至五章中的“问题（困境）罗列”分别构成对复杂、纷繁的当代中国社会所作的纵、横两个方向的描述，可以说这两者是我们进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分析时所遵循的的经线与纬线。
   
   在第二章（《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困境》）中，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困境归结为“发展的自主性困境”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并围绕着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基本因素，分别论述这两个困境的表现、根源及其可能的后果。作为第2.1节和第2.2节分析的应用，在第2.3节中提出了我们“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本章的主要内容完成于2004年2-3月，现在（2007年）看来，有些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就总体来看，我们依然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自主性困境和可持续性困境——最近几年（2004-2007年）在自主性困境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完全缓解；在可持续性困境方面则处于继续恶化的过程中。
   
   [附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封闭等级-高度集权机制具有众多的弊端：首先是拥有巨大管治权力的官僚管治集团在不受外界对其权力制约的条件下往往基于人性的利己而将公共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造成管治的正当性困境；其次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对私有权力的干涉会压抑民间社会自主机制的产生和实施，从而引发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困境；第三是兼具有限理性与过度管治的政府面对多元化（社会化分工）时代的海量信息而往往造成决策失误、导致资源浪费，从而加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
   
   在第三章（《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困境》）中，首先简单地回顾当代中国社会公正性困境的发展过程（第3.1-1节），并提出导致公正性困境的四个原因（第3.1-2节）：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矛盾、内敛性传统与扩张性价值观的复合与纠结、对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纵容、民众自主意识和权益意识的逐渐觉醒。此后在第3.2节中，通过不同侧面（社会资源分配、“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私有化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论述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困境，并在第3.3节中分别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预测公正性困境的可能后果。第3.4节（《对当代中国社会公正性困境的再思考》）可以看作是对第3.1节的补充和深化。
   
   在第四章（《当代中国政府的管治困境》）中，首先概略地阐述一般性管治机制的缘起、演变和中国社会管治机制的演变历程（第4.1节）。在第4.2-1节论述当代中国社会管治困境的根源。依照第一章（《决定当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提出的观点，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管治社会困境的根源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因素：现代化因素、全球化因素和人口-资源因素。在第4.2-2节和第4.2-3节中，分别试图用动态（演变历程）和静态（同一现象的不同维度）两种方式展示当代中国政府的管治困境。在第4.3节中，试图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管治困境（管治“软化”）的两种效应——即内部效应（公共权力私有化与公共领域内腐败行为的泛化）和外部效应（社会行为暴力化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泛滥）。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试图对未来中国社会由于管治“软化”而可能导致的前景作出预测（第4.4节）：如果放任管治“软化”进一步加剧，将有可能导致地方割据；如果为了摆脱管治“软化”的困境而试图重建管治正当性，则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势力的膨胀。第4.5节可视为本章所述观点的总结。
   
   在第五章（《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困境》）中，借助于Godwin C. Chu提出的、用以表述“影响个人的三个一般性因素之关系”的三角形图式，首先分别阐述价值观、生存条件和权威这三个一般性因素对“自我”的影响（分别参见第5.2节、第5.3-1节、第5.3-2节）。其次分别沿着“权威-生存条件”、“权威-价值观”、“价值观-生存条件”三个关系维度阐述个体行为的特征：个体行为在“权威-生存条件”维度上表现为“臣服或者反抗”，相关论述参见第5.3-3节；个体行为在“权威-价值观”维度上表现为“认同或者分裂”，相关论述参见第5.4-1节和第5.4-2节；个体行为在“价值观-生存条件”维度上表现为“面对欲望与能力相对落差的和谐或者焦虑”，相关论述参见第5.4-3节和第5.4-4节。此外，在第5.5节中，论述社会行为-心理形成过程中的三种积极参与者（权势者、依附者和叛逆者）在当代中国的状况。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首先着眼于揭示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现实合理性，即现实的约束条件如何决定了现实的社会选择。在此基础之上，再试图引入主观的道义判断，并在这种判断的支持下，尝试性地提出一些改变现实社会约束条件的途径和选择以期改善现行机制的道德非正当性——该部分的内容详见《生存与超越（四）--对未来中国的思考》。[附注：“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区别在于：“合理性”是对人性自然适应的结果，它是人性在逻辑内洽前提下的自然导出结果；“正当性”是对现实存在客体给予主观的道义判断，当现实存在客体符合现时公认的道义标准时便赋予它以“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