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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 波普尔：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
开放大师波普尔，是奥地利裔英藉思想家，1902年生于维也纳，双亲都属犹太血统。曾任教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从事逻辑与科学方法的教学。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闻名于学术界。哲学家罗素曾评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20世纪划时代的巨作，因为它对民主的敌人——不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都做了最精细的批评。
什么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呢？
波普认为有二点：
第一，自由讨论与理性批评，尤其是对政府的政策是否明智，自由提出讨论，合理加以批判，应为社会所容许，对政策有所影响。他提倡的“开放社会”是“向批评开放”的社会，是释放批评能量的社会；而他反对的“封闭社会”则是压制和窒息批评、屈从于迷信、神话和教条的社会。
第二，社会制度的存在，应是为了保护自由，保护穷人和弱者。国家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不仅要保护人民免受暴力的侵犯。也应当要保护人民免受经济权力的滥用所害。经济权力的滥用，自工业革命以来到处泛滥，实有改革的必要。但波普不赞同马克思的以暴易暴，马克思没有看见民主政治对制度改革的贡献，因此，波普强调社会改革中的“政治制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他指出，“谁”来统治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来统治。
波普认为，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政府是公正而明智的，但根本的政治问题不在于此。事实上历来的统治者并非总是公正的或明智的，我们也很难找到可以信其为公正或明智的政府。人们不应迷惑于最美好国家或好政府，而应该考虑坏政府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和努力建立一些可以防止坏政府干坏事的制度手段。
波普认为，我们之所以宁愿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中而不愿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乃是因为我们需要国家来保护我们的自由。没有国家的保障，就没有自由可言，所以国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如果要履行它的职能，它就必须握有比任何人或团体所握有的要多得多的权力，国家既然握有巨大的权力，就必然有滥用权力的危险，所以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只有自由公民所控制的国家才能为公民提供合理的保障。
波普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法律结构问题，而不是由谁来统治的问题，即不是着重于统治者的人格或品格的问题。我们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统治者即使再好不过，也不能不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好的制度，即使能够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有效的制度，有可能迫使坏的统治者不得不做些老百姓认为符合利益的事情。
于是，波普认为，由柏拉图首先提出而又被历来许多政治家视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谁应当统治者”必须用一个新的问题来代替，这个新问题是：“我们如何组织一些政治制度来防止坏的或不称职的统治者干太多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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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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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句“波普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法律结构问题，而不是由谁来统治的问题，即不是着重于统治者的人格或品格的问题。我们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虚花漫作写到：
民主制度的选择，良法的制定与实行，并不是说这种制度就完美了，法制社会的选择是无奈的选择，但却非常必要！一定意义上它基于人性恶的假设（它是抽象意义上的假设，但很重要。启良在《龙钟与跳蚤》一书中对之有精彩的论述）。相对于至高之上帝（对不信教者,可以认为是个假设)，人性是有局限性。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政府、机构的运行不能信任个人。也许坏制度下，比如专制、极权、威权制度，有个别的开明者，但是极少出现。不坏的制度，比如民主制度，却能够限制坏人作恶。
民主社会、开放社会不能保障不出现坏的政客、腐败分子，但它可以保证大面积、普遍的能持续到底的腐败、专制、集权现象的次数、力度比封闭社会少得多
即使出现了也可以用和平、合法的方式让腐败者、专制者下台，因而值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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