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之魂 /人文社科杂烩

但是，人，这心灵的奇迹，这自由的可能，却被命运囚禁于有限的生命形式之内，成为相对的存在。超越永恒者，“瞬间”之后便湮灭于虚无；超越无限者，同时，又是“有限”所奴役的死囚――这正构成了生命悲剧的终极原因。人因心灵而获得追求意义的能力，并在追求意义中升华为精神的存在。自由便是供奉在人性之巅的意义之王，自由便是意义的极致。泯灭了对自由的热恋，人的心就同冰冷的顽石毫无二致；丧失了理解自由的能力，人就堕落为意义之外的存在。正是自由的召唤，使人告别卑微的物性。

人生而不自由――物性世界中的重重宿命，以及物性宿命的社会形态，都是束缚心灵的枷锁。任何宿命都试图用奴性之鞭驯化生命，如果生命意味着奴性，而历史意味着奴隶的悲歌，人这个概念便是一个失败。

只有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生命才敢于蔑视物性的戒律，挣脱宿命的铁链，创造属于自由人的命运。生命由此成为超越奴性的独立的精神，成为超越宿命的思想的存在――人因自由而高贵。

追求在豪华的物欲中腐烂，还是追求道德的理想――这是生命悲剧中的永恒之问。

沉溺于有限物性的生命必然把个体物性存在视为绝对真理。由此，生命由于物性化而绝对私欲化。生命一旦绝对私欲，道德之花便在心灵间凋残。丧失道德的心灵，是腐臭阴暗的丛林，只有私欲的蛇群在其中寻觅物欲的腐尸。理解无限与永恒之上的自由，才能厌倦有限的物性；热恋与高贵的精神意境同在的自由，物欲诱惑的魅力才会枯萎。走出物欲俗艳的阴影，生命才会获得欣赏道德之美的灵性。通向自由的路与通向美德的路原本是同一条。人因自由而成为道德的存在。真理是思想的永恒主题，自由则是思想起点与归宿的重迭。在生命意义的哲学范畴内，不以自由为图腾的思想同真理无关；思想的天性在于自由。所以，只有不受宿命的铁律限制的思想过程中，真理才会如夏夜满天的繁星，灿烂升起。思想受到压抑的时刻，真理的群星黯淡；思想被囚禁的时刻，真理同自由一起悲泣；思想被残杀的时刻，真理便已经死去。

人依赖自由的思想，才能与真理同在；人只有站在真理之巅，才能亲吻自由。撕裂有限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桎梏，超越无限与永恒，成为自由人――这是人心底里最深沉而炽烈的愿望。然而，有限物性的生命存在形式一旦破裂，心灵便飘散为虚无；人类只能以精神的过程――文化意境，作为理解和实现自由的最终方式。一切与人的美化和强化一致的文化运动，都必然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因为，唯有自由才能使人弃绝奴性，唯有自由才能使人高贵，唯有自由才能使生命与美德同在，唯有自由才是真理的创造者，唯有自由才能使心灵如永不停息的浩荡春风，在命运的旷野上，播撒超越宿命的希望。

心灵崇尚自由，现象世界中的种种宿命却又总要束缚思想。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成为自由的心灵同自然和社会的宿命惨烈搏战的广阔原野。自由在文化领域内的凯旋，总预言着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自由在文化领域的失败，也必然导致黑暗的社会历史过程。

中国正处于自由心灵的圣火被扑灭的黑暗之中；中国文化的命运正如终身苦役犯的足迹，在绝望的黑暗中踏出通向死亡之路。

中国文化是如何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之魂？二、中国文化失败之路

远古大荒时的一日，太阳正沐浴于东海峻峭的波涛间。一道金色命运的雷电骤然撕裂亘古之寂静，从九天之上飞降而下，击中了太阳炽烈的心。那一击熔金流霞，那一击震撼天地。太阳不禁向雷电栖息的高处仰视，而太阳之魂早已乘万里长风，涌过大平原，掠过大林莽，飞越壁立千仞之群峰，最后达于九天之巅。在崇高的极致之处，巍巍昆仑冰峰呈现出圣洁的姿容。

在太阳热恋的注视中，昆仑冰峰流光溢彩，如金色圣火；昆仑冰峰那朝阳都必须仰视的至美间，涌出两道泪水的波涛，冲决崇山峻岭，直奔东海。这泪水的波涛左为大河，右为长江。

于是，在大河长江之间，昆仑至东海之际，由太阳和圣洁冰峰的万古一恋，孕育出属于金色种族的东方文化。

任何文化都以神话作为其最初的神韵。中华文化最初的神韵间，便显示出创造伟大历史命运的文化才会具有的自由人性的魅力。从女娲补天，到精卫填海；从夸父逐日到猛志刑天，无不在向人类讲述关于自由的真理――自由就是对宿命的抗争和超越。而《诗经》则处处流溢出自由人性诗化后的千姿百态之美。天王式微，诸侯崛起――正是春秋战国。统一的天王之权被众多诸侯王之权撕裂，而专制政治的巨大裂隙，恰好给自由思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于是，海阔天空之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丰饶的思想如炽烈的熔岩喷薄而出，形成一座座精神的奇峰峻岭。仅仅是生存于专制裂隙间的思想自由，就可以创造出庆典式的精神凯旋。可见中华文化具有何等辉煌的生命活力。

专制是兽群本能的管理原则在人间的延伸。兽群只要共性，不要个性；只要物性生存，不要精神意境。专制只适用于精神之下的群体的生存。

专制，这种兽群的管理原则在人间衍生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专制只直接作用于行为；第二种类型，专制逻辑不仅要束缚行为，而且直接摧残精神，并把思想当作奴隶。第二类型的专制，或者体现为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或者体现为世俗的绝对精神统治。

宋朝之前，除秦朝和汉武帝时期等特殊情况下曾实施绝对精神统治之外，专制逻辑一般还没有达到绝对束缚思想的程度。尽管专制总会在精神领域投下不自由的阴影，但是只要心灵还没有被专制绝对控制，相对的思想自由便可以创造出属于伟大文化的历史。

历史命运的过程总是高下相倾，峰谷相接。由远古的太阳用热恋在昆仑冰峰上点燃的文化圣火，于胸怀博大的盛唐迎来达到苍穹之巅的荣耀。长安物华天宝，成为世界文化的圣地。西方白骨映日的万里大漠戈壁，东方大海的狂潮怒涛，南方长蛇怪兽出没有的大林莽，都不能阻止文化朝圣者的意志。一时之间，中华文化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美冠万邦――仅此足以风流千古。

中国文化衰败的命运起自于宋明之际。

“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终于受到了最彻底的符合专制政治要求的洗礼，但那是污水的洗礼，它不能使儒学净化。从此之后，专制政治与儒学便结成了铁铸的政治同盟。儒学以崛起于最原始的血缘伦理中的道德说教，为专制政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专制政治则用铁与血的方式为儒学铸造思想之圣的王冠。 “儒学与专制政治的最初结合，构筑起将令中国命运黯然失色的思想地狱。在这个思想地狱中，只承认一次思想的日出，而且是千年之前的日出，儒学之后，不再允许有思想的朝霞，以浴血屠刀的名义不允许；在这个思想地狱中，源自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由思想的原则被囚禁，成为终身苦役犯，而一批又一批试图继续自由思想者受到严酷摧残，他们枯萎了，他们凋零了，随着他们死去的是一个民族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创造性思维的热恋。

“任何展开伟大历史命运的时代，都要以真理作为先导，都要以精神的创造力作为基石。同时，只有自由思想的过程中，真理的星辰才会升起，精神创造力的锋刃才会灿烂如银。儒学高踞于思想之圣和终极真理的王座上，运用专制的铁手，埋葬了自由思想的可能，窒息了民族精神的激情，它实际上也就埋葬了、窒息了中国获得伟大历史命运垂爱的可能。” 儒学的盛典，实际上是专制政治对文化的谋杀。它意味着，专制对人性的压抑和桎梏，由行为的领域，进入精神的领域；儒学从此将以精神暴君的名义，在心灵的范畴内追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可能。任何学说，即便是真理，一旦获得终极真理的皇冠，获得裁判思想的权威，它便立即沦落为真理的叛徒，和思想的行刑者。民族现实命运的失败，总能在其文化中找到失败的预言。中国近代史上承受的失败，首先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因为，文化创造民族人格，而民族人格是民族历史命运的雕刻者。伟大的人格雕刻辉煌的历史，堕落人格雕刻失败的命运。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败摧毁了再创光荣命运的自信与意志。人被迫交出思想权利时，文化就开始死亡；人放弃了创造性思维的意志时，死去的文化就丧失了复兴的可能。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命运的大悲哀正在于，近现代的中国文人整体上丧失了以创造性思维开拓民族命运之路的自信与意志，而作思想乞丐，向外部世界乞讨真理却蔚然成风――近现代中国文人愧对具有伟大文化创造力的祖先。对于创造过东方文化绝代之美的中国文化，作真理的乞讨者乃是不能接受的侮辱，即便真能乞讨到真理，中国文化之魂也早随漫天秋风飘散。就在丧魂失魄的文化失败主义大背景下，经过重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综合作用，历史把最具屈辱性的结果抛给了被文人整体出卖的中国――一个死去百年的德国文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竟然在屠刀的护卫下，登上了绝对真理的王座；文化辉煌五千年的中国，竟然要如卑贱的奴隶，在这个德国理论前三呼万岁。文化失败主义用思想的乞讨，最终为中国乞讨到马克思主义。由此，精神的绝对统治又一次同专制政治结成铁血同盟。不过，此次的铁血同盟与宋朝儒学被奉为国学之事，至少有如下几项可悲的不同。其一，宋朝时，是起自中国文化的一项显学被赋予精神专制的权威，尽管精神专制阻却了文化随自由人性发展的可能，但专制权杖上毕竟雕刻着中国文化过去的神韵。现代中国精神专制的暴君却是来自德国文化的理论。现代中国实质上已经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中国人都是精神的亡国奴，而中国文化的祖国随之沦丧；中国文化变成了没有故乡的孤魂野鬼。其二，纵观人类发展史，可以确认，现代中国的精神专制达到了极致。其屠戮自由人性的凶残暴虐，其压抑思想自由的冷酷无情，其摧残文化精神的血腥铁腕，决非迄宋至清历朝可比。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暴君在他占领的殖民地上总会表现出极端的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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