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教会绝不能与“三自”联合 /辛亦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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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钰铭为了神学院及出版自己的书，被迫参加三自任“副主席”，旋即神学院被查封，讲稿下落不明，结果饮泣而终。
   以王明道为代表的基要派，拒绝参加假教会，王在“灵食季刊”上揭露三自出卖真教会的实质，对教会敲起警钟，为迎接患难作好准备起了极大作用。
   1955年
   7月份，三自展开对王明道的批判。
   8月7日，王明道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他翌日被捕。除王明道外，林献羔、谢摸善等数以千计教会领袖，因高举圣经真理“信与不信原不相配”而被以反革命等罪名被捕，流放劳改，留下美好的见证。（大部分人被折磨致死）城市教会公开受到大规模逼迫。
   10月，有当局宣布三自运动范围以外的任何基督教活动为非法，并号召全国基督徒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造。部分不参加三自的教会及其领袖，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教会正式被控制。
   1956年
   1月29日，有关当局宣布破获“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1月30日，上海宗教事务处召开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大会。
    2月4日，《浙江日报》社论宣称要肃清潜在基督徒聚会处的反革命分子。
   4月份，基督徒聚会处改组，并正式加入三自运动。
   1957年
   6月10日，全国三自会号召全国信徒积极参加反右运动。
   曾经在利诱威迫下入三自的陈崇桂、杨绍棠、徐复生、竺规身等持大局已定，均成了“右派分子”而接受改造及监管，信徒的信心经受火的试炼。
   教会处于沉寂之压迫中，三自也近乎胜利完成了“合一”的尾声，只在个别城市留下少数教堂，以示“宗教信仰自由”，北京2所（原60间教会），天津1所（原40间教会），上海8所（原280间教会）。
   8月10日，三自号召全国基督徒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10月28日，153个教会代表至北京参加三自会第十次扩大会议，学习如何揭发教会中右倾思想，并发动大规模的控诉运动，神职人员再次受到打击并判刑。
    1958年
   1月份，全国各地许多教牧人员被集中学习，并被强制否认自己的信仰。接受教育者，分派单位，不接受教育者，被流放。
   在被流放的人员中，能平安回家的只占少数。
   1959年
   5月份，《天风》对《荒漠甘泉》一书进行批判。
   经过残酷的威逼、打击、流放，官方认为温州市成了“全国无宗教区”，宗教与信仰活动似乎被彻底打垮，但是暗中的祷告会依然在持续。
   1960年
   11月12日，中国基督教第二次全国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直至1961年1月14日。会议做如下决议：高举反帝爱国旗帜、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劳动生产、协助贯彻宗教自由政策、加强揭发所有非法活动、抨击家庭教会活动。
   1961年
   7月份，《天风》对儿童主日学进行批判。
   1962年
   吴耀宗发表文章，题为《美帝国主义传教事业的新策略》。
    1963年
   政府不断的召开“学习班”，强迫要求教会加入“三自”组织。
   10月份，温州市举行第二次学习，强令教牧人员签署《十八条禁令》：
   1、建立三自为原则，自治、自养、自传
   2、不可接受外来的经济渗透
   3、不可接受外来书籍等物
   4、不可与外来人员、牧师交通并证道
   5、不可在教堂外传教
   6、不可以探访为名进行教友相通
   7、不可赶鬼、医病等迷信活动
   8、不可为信教者和信教者介绍婚姻
   9、不可利用宗教欺骗钱财
   10、不可家庭集会、聚众混乱治安
   11、不可教友与教友串联相通
   12、不可强调星期日定要守礼拜
   13、不可向个人传教
   14、不可强迫他人信教
   15、不可要求十八岁以下小青年入教、进堂
   16、不可私自印制圣经
   17、不可以祷告为名聚众集会
   18、遵守三自原则、命令，如果违反严肃处理
   1964年
   三自会的喉舌刊物《天风》停刊。
   1966年
   因为三自会的出卖，连平信徒也难以幸免遭到“批斗”、“抄家”、“下放”，扫地出门……他们的受苦见证成了教会复兴的种子。
   红卫兵造反初期歪打正着，撕破了地下党员李储文的“牧师”（三自会秘书长）外衣，而被调离三自会，出任其他中共重要之职。
   于是，三自会领导阶层均得以“保护避开”。其余立场不坚定者均在“教牧人员学习班”中遭到批斗。“学习班”中之主持者戚庆才、王彼得、任钟祥、关迦勒、刘年芬、郑证光等均成了文革后各地三自会领导骨干。
   1971年
   因“三自危机”的加深，人们心灵空虚，加上信徒们受苦中的美好见证，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主，教会在广大农村中静悄悄的发展着，成了教会空前大复兴的“好土”。
   8月3日，一些曾被劳改的传道人被派往广州，负责接待外国来访的宗教人士。
   1976年
   4月9日，宁波教会重开，为文革后的第一间重开教会。
   在全国，许多信徒20年来被镇压、劳改、批斗……折磨而死的有：桑世光、王灯明、李降和、于保元、李延恒、李玉复父子仨、崇厘、邹其恒、邓兆明、吴相清、顾仁恩、包雅各、蓝志一、王纯芝等。
   少数九死一生的教会领袖如王明道、林献羔、谢摸善、袁相忱等奇迹般先后经过20多年的劳改后，重返家园，他们继续高举基督，成了教会千万圣徒的美好榜样。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教会空前大复兴。
   1979年
   该年春天，连上海等大城市的公园里，也竟然有三五成群的人聚会，颇有“信仰真自由”了之印象，但只是昙花一现。
   少数受遇苦难的教牧人员如谷怀空、王镇、吴牧佳等人变节投靠三自会，为三自会涂脂抹粉令之“属灵化”。
   1980年
   2月1日，河南省三自会通过《河南省基督教爱国守法公约》，内容包括呼吁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四化建设，遵守政府法令之外，第四至十点为：
   四、不得对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灌输宗教思想，不带领少年儿童参加宗教活动。
   五、不干涉行政、教育和婚姻，不诈骗钱财，不恢复已废除的各种捐献制度，不以布道为名，滥用圣经章节，含沙射影攻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六、不动用集体财物进行宗教活动。有病就医、吃药，不为病人医病赶鬼、祷告治病，贻误人命。
   七、不强迫他人信教，对不信教的不歧视，加强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
   八、不在教堂和固定活动点以外宣传宗教。不游行传道，不接纳“自由传道人”到本地传教。
   九、不冒充牧师、长老等教牧人员给教徒授职、施洗、施浸，发展教徒。
   十、不阅读不传播利用宗教进行发动宣传的刊物，发现发动刊物应送给政府宗教部门，反对编唱反动灵歌、跳灵舞、造谣惑众、搞违法非法活动。
   2月底到3月初，埋伏了20年的最大异端三自会在教会复兴形势下重新活动，以便扼杀教会的复兴。但手法则以“统战”为主的怀柔政策，“开放教堂”、“印刷圣经”、“开办神学院”，以正统教会面目出现……向海外募捐，并发表《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从而限制教会的“非法活动”，并加强省级的领导。
   10月6-13日，在三自“南京会议”上，为摆脱恶名而挂另一招牌——“基督教协会”（基本上是原班人马）。
   以取缔“呼喊派”为名取消家庭教会，逮捕了70万人。初信、初建之教会受到严格的试验，但教会却继续在发展，不完全估计约在3000万信徒以上（在1949年前仅有80万）。
   广大农村中，是以“炕头教会”的形式，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但因缺乏真理的基础教导，就为异端、极端留下了破口。
   三自会改变策略，拉一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传道人下水入三自会站讲台，既壮大三自声势，又为三自“属灵化”加以粉饰。各地基层三自会改名为“某某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从已被没收的教堂中选取极少数进行“落实宗教政策”，令信徒捐款复堂。
   10月20日，《天风》复刊。
   1982年
   三自重建县级组织，三自与基协开办短期圣经培训班，并传达三自及宗教政策。家庭教会开始受三自、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及公安局的限制。
   6月16日，《红旗》第12期发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事务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8月份，云南省三自会要求家庭教会登记，同时解散140处聚会点。
   9月19-24日，两会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宗教事务局局长乔连升肯定了“定片、定活动点、定教牧人员”的三定政策。
   12月5日，广州三自会发布“关于拥护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制止林献羔违法活动的口头宣传资料”，在林献羔家中举行的崇拜聚会随即停止。
   1983年
   三自传达北京会议的决定，执行“三定”政策，公布县级“爱国公约”。党政各级组织建立管理各宗教活动体制。各大城市家庭教会领袖受警告；华中家庭教会被禁止并被定为非法活动，游行布道者被捕；华中一家庭教会展开地下“神学院”活动，用短期而密集课程培训游行布道者。
   教会在最大的异端三自会的重重压迫下，不断的增长。广州“大马站教会”如南海之金灯台，频频被传讯、威胁，甚至抄家、查封，但因顾及统战需要，当局对林献羔采取了绝无仅有的容忍克制态度。谢摸善二次被捕，又获释放。
   19号内部文件实行，加强控制教会。各级三自会加强县级的建立，以“教务机构”为名，加强对教会的控制。
   ……各地基层三自会改称“某某基督教会”。
   1985年
   1月，据《中共问题资料双周》第141期报导，中共内部传达“宗教七禁”。内容包括：
   1、禁止家庭聚会；
   2、禁此秘密祈祷；
   3、禁止政治涉入；
   4、禁止跨县传教、讲道；
   5、禁止与外国教会秘密联系；
   6、禁止私自转让圣经书籍；
   7、禁止私建教堂。
   3月22日，丁光训接受访问称：政府并无压迫家庭教会，并且两年内中国将成立联合教会。
   4月10日，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表示，香港宣教士不得入内地传教。
   1986年
   4月－5月，上海宗教事务局召开会议，邀请家庭教会负责人参加。第一天会上宣布此会议由政府宗教部门召开，非三自召开。第二天，编排小组时发现，每组均有三自成员，讨论内容集中于参加三自的好处与不参加的弊点。会议时间为15天。
   1987年
   1月16日，山西省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坚持正常宗教活动的九项守则”，严格执行地方宗教政策。具体规定包括：“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宣传品，应及时上缴或拒绝接受”、“抵制以传福音为名进行的医病赶鬼等非法活动”、“讲道应积极地引导信徒爱国爱教”等。
    1月21日，江苏省两会召开会议，通报1987年工作，包括：为杜绝“自由传道”乱讲传、赶鬼医病、骗取钱财、造成混乱，省两会拟深入基层教会作调查，先选个别县作试点，试行颁发“传道证”。
   1988年
   至8月，广州市包括林献羔主持的大马站教会在内约33个家庭聚会点接获警告，要求各聚会点必须加入三自会，否则便要停止聚会。
   1991年
   该年的六号内部文件实行，加紧取缔家庭教会，强调登记合法化。
   同年末至1992年初，三自会召开了4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界大会”（党政最高领导江主席与李鹏参加会议）。“全国通用规章制度”颁布。由中央、省市县级设立“教务机构”，加强组织、统管教会事务。但强调“安息日会”、“小群派”、“真耶稣派”应给予特别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