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自”不是教会 /辛亦耕文集

基督教协进会于1950年10月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会上有不少代表反对吴耀宗的签名运动，他们企图通过一份“告全国信徒书”来抵制签名运动的力量，并且已推选出一个起草委员会来执笔草拟。“可是在当时‘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被派参加起草的几个人也有了戒心，不敢轻举妄动，每次开会都推脱有事不来。参加年会的多数代表也已有了一定的觉悟，传教士策动的那个反革新的‘告全国信徒书’未能得逞”。请恕笔者愚昧，完全无法明白什么叫“形势”，如何产生“戒心”、“觉悟”；明明在大会上同意了草拟“告全国信徒书”，并且被选入起草的小组，竟然会“不敢轻举妄动”、连会也不敢开。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已对协进会及教会领袖们施以重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们噤口、也不再有作为，好让路给要扶植起来的新领导层。会议结果通过支持三自革新宣言，并选举吴耀宗为副主席。但事后协进会已再无功能了。

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导致了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全面军事对抗。并且，军事对抗的僵局，直接的影响了中国人在美国的财产与利益问题，中国政府为了报复美国，运用同样的手段，没收了美国在华的财产。然而，美国在华的财产，绝大多数为教会所有，故此次争端直接牵涉到基督教。

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是支持帝国主义呢，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廿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1951年4月16至21日，中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全国各地教会均派代表参加，共154人，其中包括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聚会处的倪柝声、耶稣家庭的敬奠瀛。

特别要提的是，当时，倪柝声从上海来到了北京参加这个会议, 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 并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 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

王明道对这件事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论: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说凡是有组识、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他能跟公会的牧师们，甚至不信派，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恰恰相反地是，王明道却坚决的拒绝了会议的邀请，他明确的说：“敝会堂从创立迄今，向未接受外国津贴，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会议通过“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所有接受美国经济支持的基督教团体必须登记，并尽快达成自养。会议又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较《三自宣言》更进一步的是，此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却一贯阴险地利用基督教来做它的侵略工具”。宣言的结论是，教会必须拥护政府的政策，积极参与抗美援朝运动，拥护共同纲领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宣言要求基督徒“协助政府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败类，坚决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三自运动的阴谋，积极展开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控诉运动”。故教会内的控诉运动随即展开。大会首先控诉了传教士毕范宇（F. W. Price）、骆爱华（E．H．Lockwood）、中国教会领袖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朱友渔等，指控他们与美国差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就问听众：“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上报道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该杀！’”

本次的控诉大会，成为日后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

会议还产生了基督教全国性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选出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他们正式成为中国教会的领导人，与会代表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会后，刘良模先生若有所思地写到：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这个大会以后，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用控诉学习的方法，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上帝的圣殿，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盘石上。”

且说，“搞好传达、搞好控诉”不仅是中共提出的一项政治要求，这也成了当时“三自”领导下的基督教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一项正当的任务。在“三自”积极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教会纷纷举行控诉大会，控诉传教士为“美帝国主义者”、中国牧师为“教会败类”、“美帝国主义的特务”。这些控诉或真或假，或愚昧，或违心，自有当时的人知道。

1951年5月至8月，全国举行了控诉大会的共63处，是年年底增至108处（单计算规模较大的），其中以上海、南京、青岛等处较为成功。在控诉大会召开后，各地组成了“三自”分会，1951年年底共有170处。

经过这场摧毁性的控诉运动之后，牧师或是讲道人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

不但如此，中共在基督教内还推行政治教育，举办“三自革新学习班”。（这正是中共“矛盾论”统战理论的实践：又团结，又斗争；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1951年11月，上海开办了第一届“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对信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开始。然而，全国各地还是有许多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当时北京有六十多个宗教团体，但有十一位教会或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1953年8月，全国各地所有教牧人员几乎都要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1954年，历经多年磨难、控诉和改组后，各地教会纷纷倒在了“三自”大旗之下，而“三自”在全国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成立正式的“三自会”组织。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232位，他们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

吴耀宗在会上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吴耀宗指出，在全国各地参加签字的信徒人数已越过41万大关，接近全部信徒人数的一半，三自签名运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吴耀宗还表示，为了消除教会内部因“三自革新运动”名称引起的顾虑和误解，以及为了明确今后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的性质和任务，建议已成立的领导机构名称，由“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

根据上述精神，新成立的基督教全国机构，就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产生了139位委员，吴耀宗当选全国“三自”主席。自此，“三自会”正式成立。

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发现，“三自会”并不是教会，因此，凡习惯于称“三自会”为“三自教会”的人需要醒悟，如果你已经彻底的明白“三自”的来龙去脉，以后就请你放弃“三自教会”这个称呼，因为“三自”本不是教会！

（二）“三自会”是政治组织还是民间组织？

由上文的分析，特别是对《三自宣言》所做的阐述，我们很容易看清“三自”的性质具有政治性。但在一个宣称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的国家又不妥当，因此，国家一直不承认“三自”是政治组织。

那么，“三自”是民间组织吗？这又似乎有悖于事实。假如“三自”是民间组织的话，为什么在每次的宗教迫害运动中，都要求“家庭教会”加入“三自”，以此获得宗教活动的自由与合法性？难道一个民间组织具有如此决定权吗？

且看以下事例：

1951年，广学会、青年协会书局、浸礼书局及中国主日学协会合并而成“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由吴耀宗出任总干事。令人费解地，这个协会竟代表政府担任教会内部出版审查的工作。据吴氏透露，他们在主后1951年年底已审查了上海、汉口、成都等地几个主要基督教出版机构的书籍1750种，并认为其中一半以上含有超政治、亲美崇美及反苏反共毒素；而三自筹委会的宣传组也拥有审查书籍的权力，审查了在上海出版的四十余种基督教期刊，并认为其中十一种应停刊，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参考。在这样严格的审查下，教会的出版工作自面临严重的打击。

这是“三自”在中国所掌握的基督教的文化大权！

但无论它的性质有多么的隐蔽性，人们的眼光还是雪亮的，“三自”服务于政治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它是姓“政”，还是姓“民”，它的臭名早已众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