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自”不是教会 /辛亦耕文集

1979年9月，大马站恢复聚会，开始时每次只有四五人。之后，便迅速增长。后来把天台盖起来，作聚会用。到1981年2月，已经是在三楼讲道，二楼以播音器播音了。后来虽因林献羔尚有5年附加刑，没有集会自由，而暂停大聚会半年，但却借着这半年的时间，把破旧不堪的楼房重新修建，实在是神巧妙的安排。至此，在大马站教会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均有300多人聚会，还有不少外国信徒到我们中间交通。

四、“三自运动委员会”是教会吗？

假如，把“三自运动”放在中国教会近代历史的大框架之中，它的初衷或许也是对基督教进行的一场“本色化”建设，可惜的是，它步了不信派与自由派的后尘，并在此基础上恶化为政治的附庸。

在上文中，已经知道当初宣教士提倡的“三自”，它的着眼点是如何将福音更快地传遍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并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立、自养、自治、自传的中国教会。1950年由吴耀宗发起的“三自运动”，却是把着眼点放在基督教的“政治面貌”的改变之上，即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界的政治运动，它篡改了宣教士对“三自”的初衷，“将它变成了让教会脱离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外来影响’，成为适应政府意识形态的工具”。 “新三自”的政治属性，注定了它的本质，它不是属神的，更不是教会。

总之，“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暗箱操作，和吴耀宗个人神学思想的得逞。也就从吴耀宗发起了“三自”运动后，历史所给予的任务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创见”，以及政治的意图和手段！

（一）“三自会”的来历与历史真相

曾经在“大陆基督徒论坛”上，有人如此说到：

“如果说家庭教会是一个启蒙老师的话，三自教会就是大学老师了。”

对于这个“定性”，笔者发出两个疑问。第一，从“三自”的信仰实质看，“三自”连一个信仰的小学生都不是，那从何谈得上是大学老师呢？第二，很多人开口闭口的“三自教会”，请问，“三自”是教会吗？也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一起来了解“三自”到底是什么。

还是先看看这个“三自”的来历。

1949年，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考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教会在新的政权下将如何生存下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凡是处于政权转易之中的教会都会有如此的担忧，更何况是面对肆无忌惮的把无神论当作国家基石的政权。

种种的不安，焦虑，与困惑，并不是用强制的手段所能抚平的，于是，统战的方式被搬到了台面上。这是软性的“强制”，它既可以寻找机会由外向内渗透基督教，又可以在基督教中间炮制忠实于自己的“权威领袖”，然后，把这些领袖强加给中国基督教。

于是，历史从这里顿了顿脚，然后，开始纵向发展，并且计划着在中国教会中“深根建造”。

49年6月份（共和国建立前夕），吴耀宗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该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

同月，上海《大公报》以《基督教徒的觉醒》为标题，刊出了5位基督徒的来信，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这在广大基督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报纸发表自己的见解。

同年9月21至30日，吴耀宗、赵紫宸、邓裕志、张雪岩、刘良模五人以基督教全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吴耀宗表示，“我们宝贵这个自由，我们也决不辜负这个自由，或滥用这个自由。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

在这五位代表中，除了赵紫宸当时在教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外，其余四人均属“无名小辈”，“都算不上是当时教会公认的第一线的领袖。” 那么，他们是如何被设立为“基督教全国代表”的呢？这当中似乎有很大文章，但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他们是由共产党钦点出来的“代表”——“并非代表基督教，而是代表中共所能接受的基督教。” 且看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对宗教界民主人士是以他们的民主人士身份去联合的。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请宗教界民主人士参加政协或各界代表会是另一件事，后者是以政治为标准的。”

后来，据刘良模回忆：

“那年8月，我在纽约收到周总理通过龚澎同志给我打来的电报，邀请我出席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另外，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三位宗教代表分别是：佛教2名，伊斯兰教1名，而当时信徒比基督教多出230万的天主教（官方统计：解放前基督徒约70万）却没有一个代表。可见，本次参与会议的代表并非是按信徒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比来确定的，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共产党在天主教中尚未找到一个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忠实的拥护者。

在政协会议后，五位基督教代表为了提升自身在中国教会中的地位，然后跨越教会原有的各种组织和架构，去推行一项新的签名运动，吴耀宗和刘良模便以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另邀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派代表，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

由于此访问团是由基督教的政协委员召集，故吴耀宗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团长。访问团于49年11月奔赴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华南5区，共18个城市，传达政协会议的经过和成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宗教工作的政策，以及促进各地区教会领袖与政府当局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与其说是“访问团”，不如说是政策“灌输团”。经过这样的来回访问，树立了五位“代表”在广大基督徒当中的影响力，在无形中建立“全国性”的权威，共产党在基督教中的努力终于达到了一定的目标，并为以后要进行的各种所谓的革新埋下伏笔。

1950年4月，访问团抵达北京，21日在灯市口公理会召开座谈会，各地来京的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当地的困难，希望访问团上有关部门反映。5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接见了他们，其间吴耀宗受众人委托，写就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内容涉及肃清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力量，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发还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并提出各地干部侵扰教会的100多件个案，要求政府正视宗教问题的处理。

对于各地基督教受到侵扰的问题，周总理认为，基督教目前所存在的困难正反映了人民厌恶基督教，此与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是分不开的；教会若不自己先消除此问题，面对的困难将无法解决。

吴耀宗也认为，“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并且产生了反时代的作用。”

总之，吴耀宗等在“周总理的启发下，在政协宗教组负责人陈其瑷同志的支持下，经过反覆讨论研究，认识到基督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故不为人民所接受。所以，教会必须进行内部的改革”。

《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起草，正体现了吴耀宗对周总理的指导思想的反应，也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

为了使《初步意见》更加具有影响力，吴耀宗特地邀请了四十来位中国教会领袖以作共同发起人。而后，吴耀宗干脆把原来的文章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并于7月28日，将《三自宣言》连同征求签名信寄给全国1000多位基督教领袖，为的是获得广大信徒的信任和支持。

《三自宣言》全文如下：

三自宣言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个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挑拨离间，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我们愿意号召全国的基督徒，为实现这个文件所提供的原则而努力。

总的任务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基本方针

　　（一）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二）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具体办法

　　（一）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二）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意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在一般工作方面，应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劳动生产、认识时代、文娱活动、识字教育、医药卫生、儿童保育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