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

   1911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

   1912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

   1917年，伦敦会的魏恩波 在北京创办了“真耶稣教会”（原名为“万国更正教会耶稣真教会”）。魏恩波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大部分教会与圣经所教导的真理相违背，因而开始独立传教。至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信徒约有八万人，祈祷处约有一千处。“真耶稣教会”的教义背离了圣经，教导信徒要守旧约的安息日，只有遵守十诫才能得救，否认三位一体教义（倡导一位一体神论）等，它的教义注定了它异端性质。“真耶稣教会”被教会判定为异端。可以说，“真耶稣教会”的本色化运动以失败告终。

   1918年8月，香港胡素贞、南京蔡苏娟、九江石美玉、北京宋发祥夫人、上海陈维屏、余日章、诚静怡等七人推动全国性的联合布道工作，在庐山牯岭商讨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其后组织筹备委员会联合各省69人加入工作，于第二年正式成立“中华国内布道团”。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发动的第一个宣教差会，当时布道地点是以云南省为目标，其后更扩展到黑龙江省等边疆地方，在国内福音宣教的事工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性的积极的一步。

   1918年，在华北、天津和北京一带，知识份子信徒不断的增长，一些教会领袖深感应该要有全国性的全盘宣教策略，地方教会需要有更多的连合，所以展开了将各宗派教会联合的运动，并成立全国性的“中华基督教会”，以保留各宗派的个别特色，又共同承认，协调，和谨守一些基本的信条 。早期参与联合组织的主要宗派为长老会、伦敦会、公理宗、同寅会、美以美会和巴陵会等。至1948年，参加联合组织的已达24个大会，110个区会，2767间堂会，受按立牧师496位，男女传道1418人，守圣餐教友人数约17万。该会组织分四级制：即全国之“总议会”，省级行政区之“大会”（或称协会），地区性之“区会”，及基层之“堂会”。该自立模式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教会可能会因此走向“三教九流”，不是“合一”，乃是“统一”。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 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 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8年，倪柝声在上海建立“小群聚会”。他们否认自己属于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名称；后来因为要向政府登记，乃用了“基督徒聚会处”或“教会聚会所”等名字；又由于他们在未有名称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称为“小群教会”。他们由上海开始发展，逐渐遍及全国和海外，至1949年已有七百间教会，擘饼信徒超过七万人。

   1928年，宣道会翟辅民牧师由于早年曾在越南传教，对南洋一带情况甚是了解，因此，他组织了“中华国外布道团”，由王载、黄原素、翟辅民、赵柳塘、梁细羔、吴济华、刘福□、王峙等人出任委办。王载、赵柳塘、王峙等人都是当代著名的布道家，他们在南洋各地布道，引领不少华人归主。

   1930年，计志文牧师、林景康牧师组织的“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更有聂子英、李道荣、宋尚节参加，布道会及奋兴会于冀北、鲁西、东北、江淅、福建、两广、港九、山西、内蒙各地举行。

   （二）自由派的“本色化”理论

   其实，在中国近代教会史中，对基督教的本色化起到一定作用与影响的，还包括了当时的一些著名神学家以及教会领袖。但在信仰本质上来说，这些人都是不敢恭维的，他们大都是自由派人士，所倡导的“本色化”其实是降低信仰成分，使其成为世俗的附庸，这或许正是国人所倡导的“洋为中用”，“因地制宜”的道理吧。因此，出现了许多所谓“基督教儒教化”，“基督教佛教化” 的歪曲圣经信仰的荒诞理论。

   1920年1月，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组成了“生命社”(原称“北京证道团”)，其成员有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刘廷芳、余日章、诚静怡等，以《生命》为论坛“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生命社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大致有三类：一类主张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中国基督教，对其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批判性的审察；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应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文化；一类主张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生命社”对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作了迅速而猛烈的回应，坚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生命社”致力于“本色化神学”的创建，但它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却显然失败了。

   下面，笔者把“生命社”成员的“本色化”理论简单作一概括：

   赵紫宸 认为要使基督教“属于中国人的”，必须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他说：“本色化的教会必须把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一切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与经验合乎国土国风。” 1949年后，赵紫宸创建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这也正是吴雷川的社会主义主张对他所产生影响的证明。

   吴雷川 作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的比较，他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当时就曾影响很多的人，他在书中就有这么一句鼓舞人心的爱国绝唱：“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吴雷川认为耶稣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改革家”，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奋斗牺牲才能救国。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也为暴力革命奠定了神学基础。“到了1940年，吴雷川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他踽踽独行，始于儒家思想，走过自由主义，终止于社会主义。”

   王治心 赞成文化融合，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应包括基督教、中国文化及西方文化这三部分的精华，而且，王为此提出了“植入法”的观念。持此种观点的人，同时倡导“用中国文化解释圣经”的理论。关于这方面的思想，王在《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以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等文章中有阐述。

   诚静怡 认为基督教要“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诚静怡受到马克思主义分子陈独秀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也同样的认为“将基督教吸入中国文化中，就完成了中国的基督教。”

   徐宝谦 认为基督教是随时代而进化，他强调“知行合一”，耶儒可以互补。

   除了以上几位之外，余日章、刘廷芳，谢扶雅等自由派人士，在基督教的中国本色化方面同样持有相似的理论，而且，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到底是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或是使中国的基督教更加合乎真理的要求，这个问题始终是这些“神学家”们所忽视的。

   （三）直接影响“家庭教会”路线的“本色化”教会

   在“本色化”教会的建造上作过实际贡献的，并具有代表性，且又直接影响今天的家庭教会路线的，有不少的前人，在此，笔者仅例举以下三位。

   1、王明道与“基督徒会堂”

   1936年，王明道在北京建立了“基督徒会堂”。当时的王明道在牧会的同时，也常到各处去讲道，并出版了一份《灵食季刊》。

   1937年“基督徒会堂”聚会地点搬至可容数百人的新场所，人数进一步增加。王明道主张追求纯正的信仰，因此，他拒绝参与日本所支持的华北教团，至于后来拒绝参加“三自会”更是他信仰立场的坚定的体现。

   1948年，参加王明道牧养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到1949年底，聚会人数约七八百人。基督徒会堂自1936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抗战时期日本人的胁迫，终能化险为夷；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他接纳信徒的方法非常严格，“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从1933年到1949年12月，全部受浸的只不过570余人。

   “那时的基督徒会堂实在是黑暗中人的一盏指路明灯。” 此话名副其实。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是王明道为信仰所做的积极的声明。也是对真正“本色化”所做的一场见证！

   对于中国教会未来的立场与路线，王明道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也正如他自己的受苦见证一样的感人！

   2、袁相忱与“福音堂”

   袁相忱于2005年8月16日在北京安息主怀，享年92岁。当时国外许多媒体都以“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卓越人物”为名来报道他的事迹。可见，袁相忱对于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以及家庭教会路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袁相忱1933年8月受王明道洗礼，是年19岁。

   1946年在北京开设“福音堂”。“福音堂”的开设实在是既偶然又充满神旨意的一件事情。在到底是悬挂“福音堂”的匾额，还是悬挂有“神召会”标记的匾额的细微问题上，袁相忱选择了不以“神召会”的名义来设堂。“因为他觉得一旦加入一个组织，就难免会由于钱的缘故，受很多出于人的领导，以致于不能够单单地仰望神，不能够学习如何在困难中单单地信靠神。”

   1947年夏，袁相忱在阜成门福音堂为第一批得救的人施浸，从此阜成门福音堂每年都在夏天有一次施浸，受洗的人数从1947年的20多人，增加到1948年的30多人，1949年的40多人，1950年的50多人。不但在受洗方面，在信徒的人数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9年，每礼拜参加聚会的人在开堂后就上升到了200多人。2004年8月7日，受洗人数达700多人，当日参与施洗工作的现场人数（包括受洗的人数）共达1000多人。

   此外，福音堂还开设了主日学等。

   在福音堂开设的当年，袁相忱对艾喜德在谈到中国教会的发展时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并且是自立的教会。我现在就是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向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57年，袁相忱牧师因为拒不加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而被划为右派，195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到1979年12月20日才获释，他为主的名在牢房中度过了21年8个月的时间。（在袁相忱出狱后，继续假释10年，直至1989年真正被释放，他为主被囚共31年。）

    1980年春天，袁相忱牧师开始在自己位于白塔寺的家中，重新举办家庭聚会，他对家庭教会的理解依然是明朗的，独到的。

   3、林献羔与“大马站福音会堂”

   1950年4月23日，几经周折的林献羔回到大马站，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并在家里开始聚会。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把聚会搬到解放北，但在10月份，由于解放北的聚会地点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而大马站楼下的住户刚好要搬迁，林献羔便决定把聚会搬回到大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