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住房日我们关注老百姓的住房困难
   
    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内罗毕宣布，今年10月1日的2001年世界人居日（亦称世界住房日）的主题是“没有贫民窟的城市”。联合国人居中心执行主任安娜•蒂巴伊朱卡指出，世界城市在新千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目前全世界有10亿多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这里不仅住房简陋，而且缺乏基本的生活服务设施。她希望，今年世界人居日的主题将促使世界各国积极努力，最终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目标。
   
    我不能确定，我现在的住房算不算“贫民窟”。我的住房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老北京的老“四合院”，只是不正规，远不能和那些有钱有势住的“四合院”比。和楼房比，即使是和一般的楼房比，也是很简陋的，比较小、比较矮、比较暗。没有厕所，大小便要到大街上的公共厕所；厨房是自己家人用木版搭的大小、高矮都不到2米的一个小棚子；更没有卫生间，洗澡那是一种奢望。多年来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1999年自己花5000多元钱翻修了原我妹妹居住的房间，有十几平方米，变成两间。现在我妹妹住在里间，我住在外间。

   
    现在北京正在进行房改，按理说是件好事，通过房改，使很多象我这样住房状况的人改善了住房条件；使北京这样的老城市不再有老房子了（我们反对拆毁老北京的老房子）。可是，我们发现按照现在的房改，北京是没有“贫民窟”了，可北京也没有“贫民”了。房改，你家的老房子拆了，在上面盖上了新的、高高的楼房，这楼房不会白白让你住，你要交钱，交一笔对老百姓是天文数字的钱。以我为例，我是一个医生，差几年就工作20年了，把我这些年来所有的工资全加起来也不过十多万，而一个不在市中心的两居室都要40、50万。在我们几十年的工资中不包含住房的钱，现在住房改革理应把以前的住房钱还给我们，可是还没有还。没有钱，好办，您搬到远远的去，在远离城区的远郊区县那里有住房。
   
    面对这些，我们心情异常深重，为此在10月1日“世界住房日”的前两天，我们这些朋友，被称为异议人士的人，在一起讨论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我们首先回顾了，在老百姓住房问题上，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重温了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危改还是抢劫》、《就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的居住问题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就北京市老百姓住房与拆迁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封信》、《六告司法局》、《沙裕光谈北京房改》、《因为拆迁中的问题，一个老姊妹痛苦到了极点，望大家给予帮助》、《就我在拆迁中的问题致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的一封信》。
   
    我们回顾了刘凤钢岳父住房的那件事，在大家共同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信后，刘凤钢岳父的住房问题得到了解决，单位分给了刘凤钢岳父一间住房。
   
    我们回顾了朴玉贤老秭妹的那件事，在将“朴玉贤给北京副市长汪光焘的一封信”发到网上后，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几日前，为此事一直帮忙的一个朋友说，朴玉贤被补偿了34万。
   
    我们回顾了王志新拆迁那件事，王志新在搬迁后，多次对大家说，非常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帮助，他不会有目前的结果。
   
    我们通过回顾以往我们的三个事例，我们认识到，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为我们老百姓在住房问题上做一些事情。
   
    我们很多朋友盼望着，通过一次民主运动，民主社会在某一天之内就会来到。这种愿望是好的，可是它是不现实的。民主是一种习惯，它需要一点一点地来实现。我们的朋友张晓平说过，我们应该从自己的事情做起，从自己朋友的事情做起，从朋友的朋友的事情做起。上面三件事情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具体实践。
   
    我们钦佩一些朋友在“民主运动”上做出的贡献与牺牲，但是我们将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些小事情上。我们没有在“民主运动”上做什么，但通过我们的这些工作，一些老百姓利益得到了应有的保护，我们感到很幸福；通过我们的这些工作，老百姓认识到我们不是另类，我们是广大老百姓中的一员，我们感到不再孤单；通过我们的这些工作，那些监视我们的警察（现在我家院门外就要派出所的人在值班）也从心里不再反对我们，其实那些基层的警察本来也是老百姓，他们和我们本来属于同一个阶层。
   
    在老百姓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老百姓住房问题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更艰难的事情要做。在这里我们祈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徐永海
    2001年10月1日
   
   附2001年10月1日沙裕光的文章和过去我们这些有关的几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