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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野草》：绝望与反抗的变奏
狄马：《野草》：绝望与反抗的变奏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如果诗是最诚实、最透亮的作家心灵的反光镜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让他的作品来说话吧！本文就试图从他的散文诗《野草》出发，旁征其他事实，力图通过分析其作品来发掘其创作的内心世界——尽管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黑暗而虚无的世界和在这世界里荷戟彷徨、单枪匹马的绝望的战斗者的双重灵魂。
作者 : 狄马,
發表時間：3/15/2007
它不是向往，它没有希望。这种反抗事实上确信命运是一种彻底的惨败，但却不向这种命运屈服。
——加缪
不肯安睡于铁屋子，然而他醒得太早了。醒得太早的人总有无量苦痛，因为他见到的都是黑暗，况且他生逢一个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然而，人总得有希望，才能感到生命不是虚妄。他就拼命地拒斥黑暗，寻找光明，从血里寻找火，从夜里寻找光，从石头里寻找语言和思想——
一丛《野草》就这样飞扬在亘古难觅的荒原上。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英雄不能流泪，战士不能绝望。于是鲁迅一天天被人神化，仿佛他只有一副面孔，那就是金刚怒目；只有一种本领，那就是降妖伏魔。可他终于不是神，我们要做的也不是宗教式地膜拜。他是一个“人之子。”由于他耳闻了无数奴隶的呼号，目睹了满天淋漓的鲜血，深昧了诸多人间苦辛，所以他心中隐藏着无人能解的大苦闷和大绝望。这绝不是贬低鲁迅，相反，我以为庸人只有普通的烦恼绝不会有沉入地狱的大绝望。
平凡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神的伟岸那是理所当然。以“乐观”为唯一战斗情绪的论客，无非是自画招供表明自己的浅薄而已。
如果诗是最诚实、最透亮的作家心灵的反光镜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让他的作品来说话吧！本文就试图从他的散文诗《野草》出发，旁征其他事实，力图通过分析其作品来发掘其创作的内心世界——尽管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黑暗而虚无的世界和在这世界里荷戟彷徨、单枪匹马的绝望的战斗者的双重灵魂。
二
鲁迅的绝望是有感于时代的黑暗，回溯古国历史，找到了吃人的答案，更无所希望于未来后的一种对民族生存的大绝望。进而反诸自身，观照这彷徨于无地的人生。这诸多苦闷使《野草》弥漫上了一层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也从此使鲁迅成为一个独特的“圣战者”。
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目力炯炯的时代巨子，他总是以其强烈的敏感性神经参与和感受时代的风雨阴晴。然而，他生不逢辰——他满以为用“摩罗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待“精神界战士出”，中国就能转为“人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是个特别种族，自从他“求新声于异邦”，归国后，却“见了辛亥革命，见了二次革命，见了袁世凯称帝，见了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①他所属的是一个满街狼犬、百兽率舞的时代。《野草》正是那个阴冷而潮湿的时代在一个思想家心灵上的艺术折光。换句话说，《野草》中令人发冷的孤独感和悲凉感首先来源于那个狼奔豕突的时代。
他自己在谈到《野草》的创作背景时，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伙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②。这告诉人们：《野草》是一个寂寞的战斗者的足迹，是一个在沙漠中寻找灵光的不懈的探求者的心声。《野草》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是由于现实的事件触发而成的小杂感，他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力的注脚：“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奉天派和直隶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他不想“不朽”，他总是目含哀矜地注视着“当下”，注视着“现世”。他曾经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③可惜他的时代是一个神和魔鬼争夺地狱的时代，是一个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历史转型时期。他于是闻到了太多的血腥，也目睹了太多的“吃人”，于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致萧军的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他所谓的“钉子”不是一般才子士人的个体遭际，他所谓的“颓唐”也不是古来文人常有的感时伤世，而是涵盖在绝望眼帘下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明白了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影的告别》里那彷徨无定的人生体验；《求乞者》中那令人窒息的灰土世界；《墓碣文》中那无以复加的死亡意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那些吃茶喝酒、四平八稳的现代学者为什么理解不了他那纠缠如怨鬼般的绝望。尼采说：“瓦格纳是他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天才，然而时代本身已病入膏肓，连他最伟大的天才也不曾幸免。”现在我要说：“鲁迅是他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天才，然而时代本身是个绝望的时代，连他最伟大的天才也不曾幸免。”
然而人总不能在绝望里活着。鲁迅早在《呐喊》自序里就说：“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他找到的麻醉法，有两种：“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我们先来看他回到的“古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古代。如果目下的现状只是表现出来的“迹”，在“迹”的背后便隐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如果一个清醒的智者于现世的苦难无以忍受，那么回到“古代”倒也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圆通的退隐之路，关键是他眼里的“古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古代”。说到这里我们再也无法绕过现代史上一段关于封建社会的经典性描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绝望于当下才寻求过去，然而等答案找到时，他却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然而他说：“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④《颓败线的颤动》实质上就是几千年的价值谱系的颤动。年老的母亲为了养育女儿被迫出卖肉体，自己却忍受了所有的“饥饿、苦痛、惊异、羞辱……”，而等女儿长大成家后，却遭到了女儿、女儿的女儿、女儿的丈夫合力的诅咒和毒笑。这样的道德还值得尊崇吗？这样的伦理谱系还配人类受用吗？最后是这位伟大的母亲全身颤动如波涛，空中起了无言的复仇来暗示出这非人道的价值体系必须涅槃。
既不安现状，又不愿回转于过去，那么“往前冲”似乎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换句话说，过去是吃人的，现在仍然吃人，剩下的希望只在未来，偏偏他又是个不肯轻易相信那些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人们的人们，他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⑤——连希望本身也是没有希望的。他引裴多菲的诗句云：希望是什么？是娼妓。
时代是恶魔的，过去是吃人的，未来是虚妄的。他像一个孤苦的旅人走在一片恒久的沙漠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的存在正像萨特所描绘的上帝死后人类突然发现自己陷入来去无形、进退失据的凄凉境地：“他再也找不到依托，天国的大门紧闭着，价值领域密封着，人前无辩护，后无遁辞，只能是毫无辩解的孤独地存在着。”⑥
更令人绝望的是所谓的“国民性”。
如果说人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主体的话，那么，中国人有能耐背负传统因袭的重担几千年，也同时意味着中国人有能耐舍弃传统包袱而面向现代化，因为传统之于现代化既是负担，也是起点；同时，既不是傲慢的资本，也不能成为天生的耻辱。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狂人说：“你们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⑦偏偏中国是“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⑧
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它改造世界的办法是神话式的，用幻想在一厢情愿中制造胜利。面对环境的挑战时，不是主动出击，而是取消主体性，扑灭自己的生命意识；无法实现个人目标时，用否认自己的价值来证明自己的高迈；遭到大失败时，罗织理由拼命拒绝事实上的惨败。这个虚构人物的悲惨命运集合了我们民族对待生存挑战的态度和方式，它足以使中国人走向自我毁灭。
诺大的中国就没有觉醒者了吗？有！但都成了孤独者魏连殳，忏悔者史涓生，零余者吕纬甫。《野草》中两篇《复仇》写出了民众对于觉醒者的两种态度：其一是“看客”。在《复仇》第一篇，那些密密层层如槐蚕蚂蚁般的庸众们从四处奔来，伸长脖子，为的是要鉴赏两个全裸的人。而二人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干枯地立着”。他们于是走散。鲁迅在《娜拉走后怎么办》中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如果说看客式的态度是由几千年愚民文化所致，似乎还能给予少许宽恕；那么第二种态度，吃人者的帮凶，那就只配给以永久的诅咒和万劫不复的奴才命运。《复仇》第二篇，写救世主耶稣获罪，王和教皇要饶恕他，而路人、祭司长则坚决要钉杀这位“神之子”。他在《热风》中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三
然而，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如果仅仅对民族生存的环境、文化特质、国人种性作了前无古人的探索和思考的话，那么同时代中那批盗火者们在思想实质和根本理论上也与他并无多大差异，甚至毫不逊色，比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一大批文化巨匠，都曾作过类似的入木三分地思考。但是鲁迅始终闪烁着他那独特的光辉，他诗一般的思想、山一样的人格永远不会与他人混同，这原因是什么？问题在于他把对社会、对历史、对民族的思考升华到了人生本体的痛苦高度上，他把民族文化、社会历史放置在一个具有现代内涵的人类命运关注之下，从而使他的绝望和痛苦流淌着“现代人”的款款深情，也从而使弥漫在《野草》中的悲哀和绝望笼罩在一种超自身、超时代、超阶级、超民族的现代意识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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