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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特立独行的独立知识分子
鲁迅，一个特立独行的独立知识分子
2006-10-17 12:02:25 来源: 网易文化
鲁迅一生的显著特点就是特立独行，不粘锅，不去参与任何组织和党派，是个典型的独立知识分子，自由写作，自由思想，代表了那个年代可贵的思想自由精神。鲁迅一生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是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化。
一、凭什么给鲁迅扣上汉奸帽子
鲁迅被诬为汉奸的理由面面观
近年来，在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弥漫：鲁迅是汉奸，勾结日本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这些文章出现在很多网站上，大致都用了相同的几个事实：
一，鲁迅当年绝少写作、发表直接批判日本侵略者的文章；
二，鲁迅和日本出版商内山完造关系过于亲密，有特务嫌疑。特别是上海128事变危难时刻，他躲进了内山完造家里避难，而没有亲自参加民族救亡的运动；在128事变之际，鲁迅仍然躲藏在上海租界内嫖娼，丧失了国格和人格；
三，鲁迅和一些后来著名的抗日人物有深刻矛盾。比如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女士，和共产党托派分子陈其昌当时和鲁迅都发生过矛盾，并被鲁迅深刻批判；但后来他们后来都遭到了日寇的枪杀，这说明鲁迅在为日本人做事。前者杨荫榆女士当年勾结军阀政府镇压学生，并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刘和珍等女士被军阀政府杀害以后，杨荫榆女士曾经说过“刘和珍她们是被利用的”这样的话，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鲁迅曾经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来专门批判她；但有资料透露，1938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隐居在苏州老家的杨荫榆女士，在救护两位中国女同胞脱离日军凌辱时候，被日本残酷地抢杀，并把尸体推到桥下；后者陈其昌身为共产党员托派分子，因为政见不同，曾经和鲁迅发生过论战，1939年他在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中不慎被日寇抓获而被杀害。
四，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后来被日寇拉去做了伪政权的教育官员，成了汉奸，表明了他家人中有汉奸的事实，鲁迅难辞其咎，假如鲁迅活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刻，有可能也跟其弟弟一样为日本人服务，成为实实在在的汉奸。
五，鲁迅一直拿着国民政府的津贴，而且一直拿到死的，却反对国民政府，而当时国民政府致力于抗战准备工作，所以，鲁迅如此做，就是汉奸行为，而且是很小人的行为。
六，鲁迅阴毒刻薄，喜欢骂人，是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长期坚持否定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在《狂人日记》中把辉煌的中华历史中的仁义道德说成“就是吃人二字”，让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是典型的汉奸行为。
七，鲁迅在文革中被标榜为旗手，成了红卫兵小将的精神教父，在诸多同时代作家作品被禁的时候，唯有鲁迅一枝独秀，表明了鲁迅精神的毒性。
实话说，上述的七个问题都经不住推敲，凭这些给鲁迅先生扣上汉奸帽子，是很卑劣的行为，骨子里正是文革之“诛心论”棍棒战术的翻版。
用事实逐个驳斥“汉奸理由”
先让我们来逐条驳斥上述观点和事实的荒谬：
首先，鲁迅当年写了不少关于抗日救亡文章的，虽然说鲁迅活着的年代，中日全面战争并没有爆发，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归根到底还算是局部冲突的，此种情况下在当时的文坛上有关抗日的文章并不很多，不仅鲁迅先生如此，就是胡适、林语堂等等一大批文人学者，都不多见多么激烈而深刻的抗日文章的。即使如此，鲁迅先生仍然写作了不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图谋全面侵略中国的文章，比如致曹聚仁、杨霁云先生的信件中、在对抗日文学《生死场》等作品的推介中都有深刻的说法。
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抗日的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上海左翼文艺界（“左联”）也奉命解散，又成立了上海文艺家联合会。鲁迅对中共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理解的、支持的。他写道：
“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资料摘自新语丝网站文章，《谁说鲁迅不抗日？》，作者鲁大海）
只要你有心，去读《鲁迅全集》，就能发现不少此类的文章和观点；
其次，鲁迅和日本出版商内山完造的私人关系并不能说明鲁迅就是汉奸。这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内山完造是肩负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务；退一万步说，就是内山是特务，要证明鲁迅是汉奸，也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鲁迅有资敌行为的。事实上，无论是鲁迅、郁达夫这些文人，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这些政治人物，都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大量文人、政客习惯于到日本留学、交流，毕竟日本作为亚洲较早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国家，事实上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仁人志士到那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就此和日本朋友形成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实在是很正常；
再次，鲁迅和后来著名的抗日人物的矛盾关系，显然无法证实鲁迅是汉奸的。鲁迅和他们论战在前，他们后来被害和已经去世的鲁迅有什么关系？而且，用一个人后来的行为来作为一个人总体的评价，本身就是片面而荒谬的。比如，杨荫榆女士当年跟随军阀政府阻碍学生爱国运动，和她后来被日寇杀害，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应该用她后来的悲壮行为，来就此否定她当年的错误行为。我们只能说，杨荫榆女士当年做了错事，被鲁迅批判了；后来又做了了不起的事情，成了让我们后人深切怀念的抗日先辈；
再其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后来做了汉奸，是周作人自己的事情，责任当然该周作人自己来负，我们怎么能搞株连地把责任生拉硬扯到鲁迅先生身上呢？这无须多言了；
至于鲁迅拿国民政府津贴的问题，显然是不懂当时的真实情况外行的胡言乱语。其实鲁迅先是应章士钊之邀，做了北京的军阀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是有津贴的。随后，便发生了女师大学潮事件，鲁迅愤而写文章怒骂军阀政府和杨荫榆等人的恶劣行为，结果导致了教育总长章士钊因此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被免职后，教育部仍然拖欠了鲁迅的很多津贴，鲁迅愤而和章士钊打官司，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事件。鲁迅先生赢了官司，使得军阀政府后来陆续把欠款补给他。正因为鲁迅的批评政府行为，让鲁迅失了业，后来他走广州、去厦门、到上海，辗转于几所大学教书谋生，皆因为跟北京国民政府和杨荫榆产生了矛盾，才如此惶惶然被迫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
何况，鲁迅离开北京最后落脚于上海，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编辑和撰稿人，领取津贴，是跟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不是北洋军阀的北京国民政府，这是两回事。应聘于政府教育部门来做撰稿人或者编辑，是当时文人、大学教授普遍的现象，正常劳动所得，无可厚非。何况，这种聘用关系，也于1932年终结。
最后，关于鲁迅深入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其实正是鲁迅先生一生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覆亡的清朝走出来，传统的封建文化势力强大，它们对抗民主科学思想的引进，妄图在故纸堆里翻腾出来所谓的“先进性”，来抵御人类先进文化的引入，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当时的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有鲁迅先生。假如要否定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的批判，那么，就需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整个精神，才能说得通，但只要是个负责的人，并不难明白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贡献。
至于鲁迅先生在文革中被利用，责任并不在鲁迅，死去的人不可能为后人的行为负责；以此来否定鲁迅，更显得不着调。文革是人妖颠倒的时代，拉大旗作虎皮、口号式引用只言片语不求甚解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当年的红卫兵引用鲁迅那些颇具战斗性的语言来互相攻击，已经脱离了鲁迅先生当年的真实语境，其实是对鲁迅精神的“强奸”。
二、鲁迅是个特立独行的独立知识分子
鲁迅一生的显著特点就是特立独行，不粘锅，不去参与任何组织和党派，是个典型的独立知识分子，自由写作，自由思想，代表了那个年代可贵的思想自由精神。正因为如此，生前的他遭遇到了许许多多派别的攻击，甚至给他扣上了“汉奸”、“无聊文人”等等帽子，皆因为他并不愿意跟随别人的指挥棒起舞而导致。
鲁迅最大的战斗力在于反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即所谓的“奴隶文化”、“奴才文化”、“走狗文化”。他很欣赏有脊梁的人，曾经为历史上的所谓“叛徒”鸣不平。在当年，从封建专制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如此强烈反对文化传统的不少，但鲁迅的文章最好，写得深，写得透。加上他一直不粘锅，所以没有什么政治负担，可以自由地来。
鉴于此，当年的1·28事变中，鲁迅采取了不和当局合作的腔调，很正常。现在也有不少观点认为，1·28的责任到底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是中国愤青们的问题，颇值得思考。虽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但也需要客观地分析当时真实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少愤青误国的事情，比如济南事变，就是很典型的愤青误国，那些愤青们杀了大量的日本侨民，以当年日本之强大，如何能咽这口气？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鲁迅是很讨厌那些虚张声势的人的。国民政府因为政治的需要，当然会支持某些这样的声音，虽然实际上并不会跟随这种声音。在抗日问题上，蒋政权声音上比较明确，但做法上比较谨慎，强调的是隐忍，等待国家强大之后再决战。但国民政府不敢反对抗日言论，这些，都让鲁迅看不惯，他就会不合作。这只能说明鲁迅这人不愿意跟着走罢了。站在街头喊口号的爱国其实是误国，中国就坏在这些口头革命派上。（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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