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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
————在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多哈会议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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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光 发表日期：2006-07-07 文章来源：文汇报 字号：大 中 小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竞争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通性和共同点。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的冲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思潮。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与极端思潮的产生紧密相关，特别当这种不公平导致某些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精神上无所寄托、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之时，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便存在了。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质疑
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上原有的两极均势被打破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在一段时间里被两极对抗和“冷战迷雾”所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骤然凸现。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其中心论点是：今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冲突的左右。“9.11”事件的发生使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更趋激化。亨廷顿在“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一文中宣称，世界已进入了“穆斯林战争”的时代，即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或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内不同教派之间。伊拉克战争引发了新一轮暴力攻击的浪潮，前不久一些欧洲报刊发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又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抗议浪潮。这些，都被一些人视为“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例证。但也有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使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
那么，当前国际上的这些冲突是不是都是“文明的冲突”、或是由“文明的冲突”引起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之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次，还有许多冲突和战争起初是发生在文明问题之外，即与文明差异并无关系，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初都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文同种。第三，即使有些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背景，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而非文化差异。第四，必须指出，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也经常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同时，尽管他强调“文明的冲突”，但也认为“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他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视为“文明的冲突”时，他倒认为“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因此，是否可将亨廷顿的理论整体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将其作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
当然，我们确实要重视当前国际纷争和危机中的文明因素，即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强调两点。
第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都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吸取了许多外来精华，同时又对其他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竞争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通性和共同点。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萨努格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在本次会议上做了发言。他认为，即使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也存在着“相通之处”。我同意这个看法。
第二，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的冲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思潮。如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论家们，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到今天的本•拉登和扎瓦希里，都极力宣传按宗教来划分世界的观点和讨伐异教的思想，实质上也在讲“文明的冲突”。不过，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的。例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与极端思潮的产生紧密相关，特别当这种不公平导致某些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精神上无所寄托、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之时，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便存在了。这正是我在发言的第二部分要着重阐述的。
从上述两点看，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那些言行最极端的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本•拉登就不能代表伊斯兰世界，蓄意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那些人也不能代表西方国家广大人民。因此，尽管当前国际纷争和危机中存在着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纯粹的“文明的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
二、对极端主义思潮上升的政治经济透视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而无政府主义又极易走向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
应该承认，当前极端主义思潮的上升和由此导致的非理性行动，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如果说将其归因于“文明的冲突”是不对的，那么形成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四个根源性因素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一，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互相交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遗留的宗教、民族之间的争端，往往由于掺入了现实的矛盾而更为加剧，使冲突双方采取非理性的手段。在伊拉克、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中均可看到此类现象。
其二，一些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许多长期以来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一直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以致冲突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击强势一方及其支持者，这是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就是这样的根源性问题之一。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针对以色列乃至美国的自杀性攻击和其他恐怖袭击恐怕一直不会停止。
其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强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使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大大加剧，也使伊斯兰文明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等更趋激化，以至今天的伊拉克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肥沃土壤。
其四，贫富差距和南北鸿沟的扩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国家和社会集团越来越富有，有些国家和社会群体则越来越贫穷，于是出现了“弱势地区”、“弱势国家”、“弱势群体”。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往往产生于绝望的弱势群体之中，而无政府主义又极易走向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如前所述，如果差距的扩大源于不公正，特别是差距的扩大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之间，则为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主义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传媒的作用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异演变为恶性冲突，最佳途径就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异演变为恶性冲突，最佳途径就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士已经达成了共识。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方面，传媒尤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闻和言论自由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这不等于可以随意取笑、侮辱别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这样做实质上是以自身的自由来损害别人的自由。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种文明和宗教均凝聚着其创造者的历史认知、现实感受、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媒体应该高度尊重各种文明和宗教信仰，不要刻意超越其敏感的“红线”。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往往是无知和偏见造成的，因此，传媒应当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而不是助长无知和煽动偏见。在前段时间发生的漫画事件中，奥地利媒体就没有刊登类似的漫画，因为他们的媒体负责人注意学习和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习俗和知识。由此可见，做好增进文明间相互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极为重要。
再次，政治歧见、经济竞争和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进行沟通，以克服偏见和误解，超越障碍和隔阂。但目前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是一方利用传媒把另一方“妖魔化”，这会使双方的碰撞转化为恶性的冲突，甚至走向极端。在目前的形势下，西方的传媒不应将伊斯兰妖魔化，伊斯兰世界的传媒也不应将西方妖魔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迅速兴起并风靡全球的网络媒体具有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传播功能，正以神奇的力量把人类带入崭新的网络时代。网络的日益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在助长极端思潮方面起极不负责的负面作用，同时又能在促进文明对话中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要特别注意发挥网络传媒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减少其负面效应。
第五，有一件事是政府当局和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做的，那就是：在民众中采取预防性措施，进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制错误引导社会舆论的企图和行为。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通过的《元首宣言》首次提出要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还强调“在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的有效机制”。这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四、教育和青年
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尊重、了解、研究少数和弱势民族、宗教的文化遗产。
关于教育在促进跨文化、跨宗教的文明交流方面的作用，我想做几点评论，这也与我们关于青年的讨论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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