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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新潮中的亚洲发展观
当代史学新潮中的亚洲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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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亚书院 目前阅读453人次
主持人：盛邦和教授
参与讨论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张国义、何爱国、翟意安、孟凡东（右→左）
盛邦和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东亚文化与现代化、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等研究，他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沿非常关注，给博士研究生授课时通常采取讨论和对谈的方式。该文是盛邦和教授上课的实录，从中可以看出盛教授指导研究生的风格，也可以看出盛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关心的话题。由于这只是课堂讨论，故可能不甚系统，观点也不成熟，材料未必充分，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也欢迎参与讨论。
盛：战后以来的当代史学思潮与此前的史学思潮，其明显不同之处就在于，当代史学思潮注目于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我们史学界常常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史学思潮问题，但我们也不妨换一换视角，从社会思潮入手，这样，我们将展开另一种史学思潮的宏大画卷。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当代史学思潮呈现六大思潮的波形联动，依次为现代化思潮，后现代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亚洲中心思潮，历史终结思潮，文明冲突思潮，开放社会思潮。这六大思潮既是社会思潮，也是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性。我们更认定这六大思潮本质上都是现代化与发展思潮。因此，我们讨论这六大史学思潮，一方面固然要讨论它们产生的基本社会环境和基本主张，但更重要的是，讨论它们对亚洲，尤其是对东亚发展问题的认识。汲取理论界对亚洲或东亚发展问题的认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正是我们本次讨论的要义。
一．现代化理论对亚洲发展的两种看法
盛：现代化理论是何时兴起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与发展理论有何关联？
何：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研究、也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行反思和前瞻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时间基本相同，其研究对象大同小异，二者最初都偏向政策研究和经济研究，后来都扩充到历史研究和对社会的全方位研究，除了经济学科之外，其他学科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使用“现代化”一词以取代“发展”一词。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有区别的话，那么区别就在于现代化理论偏重于社会的纵向研究，即历史研究。而发展理论则偏爱社会的横向研究，即回应紧迫的发展课题的现实问题研究。现代化理论倾向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研究，发展理论则以经济研究为中心，旁及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社会各层面。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一体两面，本质上都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论。
盛：现代化理论对亚洲现代化的进程和经验是如何看待的？
何：这要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及其转型谈起，现代化理论的兴起与第一波高潮的出现，与以下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其一，受到战争创伤的发达国家面临重建与复兴的问题；其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的欠发达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问题。现代化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发起，然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跟进。这一阶段现代化研究探讨的中心课题是非西方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条件，同时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性质、特点、全貌进行全面反思。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成为现代化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日本尤受重视，1960年8月在日本箱根召开的现代日本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就表明了西方学者的这种选择。不过，这时的现代化理论家由于无欠发达国家的更多先例可循，基本上是以西方经历作为现代化的样板去观照发展中国家，即以西方化顶替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则成为逃避种族偏见指责的挡箭牌。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模式是这时研究的基本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里，亚洲现代化等同于亚洲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至今经济学家大多仍然坚持这种看法。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进入转型阶段，即调整与深化阶段，原因有二：其一，从实践上看，发达国家经济繁荣的“奇迹”结束，进入战后衰退时期，各种经济、社会危机从生，欠发达国家则明显处于发展停滞阶段，现代化理论所许诺的那种富裕、公正、民主、稳定、自主的美好境界似乎遥遥无期。其二，从理论上看，现代化理论的固有缺陷日益暴露，批评者的理论日益完善和强大，支持者亦在反思和修正其理论。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存在三大基本缺陷：第一，这种参照西方发达社会的经历概括出来的理论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宜于非西方欠发达社会？第二，传统与现代是否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传统是否必须是现代化的障碍？第三，现代社会是否是“历史的终结”，即“现代化”之后又是什么社会？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正是针对这三大缺陷而兴起的带着批判性、反思性与修正性的异说。尤其是新现代化理论（又称现代化的修正派理论）不再把传统与现代视为对立的两极，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图式，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不再拘守于进化论与功能主义的范式之内。当然，新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大体趋同的理论取向，远非一种已完形的理论。80年代现代化热的重兴，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第一，西方经济的复苏和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尤其是“四小龙”的崛起，现代化理论从实践上得到了有力支持。谢立中教授称其为“对现代化理论的一剂强心剂”。第二，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对立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的固有缺陷，即它们单纯从社会外部来寻找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原因，甚至由此得出不摆脱与西方中心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这种结论，其片面性也是不能否认的。7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在回应依附论挑战和吸取东亚经验之后转而主张现代与传统的调适发展，从而认定亚洲模式或东亚模式是存在的。西方模式只是现代性的一种模式而已。
盛：东亚模式是否意味着东亚现代化与东亚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张：现在人们提到东亚，一般说来指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大而言之，尚可包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东南亚。这一区域在历史上长期崇尚儒家文明，其中的朝鲜、越南等小国或将中国尊奉为宗主国、或承认中国的文化优越性，奉为上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翟：关于东亚的发展，向来有将其与工业化或者说西方化等量齐观的看法，而实际上东亚本身也有其内在发展机制，就经济层面而言，东亚有其自身的生产、销售、流通系统，有其独立的金融系统和市场，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所证明。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提出的朝贡贸易体系等。朝贡贸易体系是围绕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路线而形成的贸易体系，其形式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其贸易往还的频率或因时代而异，但在历史上无疑是一直存在而从未长久地间断过的。交易的商品，这种交易圈的背后是中国相对先进的生产力和东亚便利的水陆交通，以及东亚丰富的资源（后来欧洲也参加到这个贸易圈中来）。这一贸易圈内的商品流通同时也带动了生产技术的流通，促进了东亚的共同发展。另外，日本学者川胜平太在《亚洲交易圈和日本工业化》一书中有文章也提出一个“物产复合”理论，认为在从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前后，欧亚大陆两端的日本和欧洲不断从亚洲中部的中国等地进口棉花、砂糖、茶叶、生丝“四品目”，出口金银铜等货币材料，从而使“四品目”成为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产复合”，而日本本身也一直在致力于“四品目”的进口替代，最终得以自给自足，也使江户时代的锁国成为可能，对日本的锁国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也表明亚洲内部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发展机制。
孟：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以相互联系的发展居于主导地位，还是相对独立的发展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而近代以来，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点，则是世人的一种共识了。在这个意义上，亚洲的发展，可以说和外部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而其本身是否有着内在的发展机制？还是象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的那样，仅仅因为是受到了“西方的冲击”而作出了被动的反应？这个问题在二战后随着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起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从后现代化理论看亚洲后发优势
盛：后现代化理论还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理论的集合，它既包括有关社会经济过渡与发展的现实观察，也包括对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正如何传启所言，“后现代化”一词有着“时间不自洽”的毛病和表达能力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但我们还不妨继续使用它，用作对关于现代化或者说工业化以后的社会的各种理论框架和理论描述的通称。那么，后现代化理论究竟是怎么兴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没有区别？
何：后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大概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发达国家引起广泛关注。后现代化理论兴起与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关。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经典现代化，即传统的工业化，开始迈入经典现代化以后的发展阶段，有人称其为“后现代化”。如果说，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工业化世界，那么，后现代化理论探索了工业化以后的发展。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的《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1992年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3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年美国学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现代转向》、199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9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等，可视为这一时期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至于后现代社会的名称，则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谢立中教授认为后现代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挑战”。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则称后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启蒙”。后现代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社会转型理论，而后者是社会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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