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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
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
作者：涂险峰
{真正的生存意义在绝望或荒谬的极境中才能实现，强烈的绝望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得救，只要这种绝望是开放的，就存在着获救的可能。绝望是个体经历与虚无之间的一番切实的斗争之后方能获得，已烙上生存奋争的印记，个体势必要采取行动，去选择，去承担承认和义务，这时真正的审美才能降临。}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源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到研究，其核心是对话哲学，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一些“具有伟大却尚未解决的思想问题的小人物”，都是某些重大思想和价值的体现者，他们各自不同的自我展开广泛的对话，形成多元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具有“伟大思想”人物的“有声”的对话，使人类精神和生存领域的重大命题得到表现。在巴赫金看来，只有在这种由对话组成的复调小说中，主人公的主体性才得到充分发挥，而不是如那些所健岸腊滋濉毙∷档闹魅斯茄捎诒荒扇胱髡叩亩蓝鲜街鞴凼右岸岬臀铩? 然而，如果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外部世界异己力量的强大，已使主人公沦于异化为物的存在状态，而小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表现人的物化的可悲境地，那么，巴赫金所强调的人物的主体性是否依然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具有如此卓异不凡的思想和如此丰富浩瀚的心灵，以至“全部现实生活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要素”（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三联书店， 1988年，第83页。），主人公都是理解、追问、沉思自己命运或人类终极价值的思想家，但是，如果主人公已全然丧失支配自我和理解自我的能力，性格和思想消逝于命运的强力摆布之中，如果伟大的思想已不复存在，且思想的消亡和心灵的枯竭本身已构成小说的主题，那么，“对话”是否依然可能？这，正是卡夫卡等作家笔下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基本境遇，也是20世纪小说家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此情此际，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是否还可作为一种生动有力的艺术样式在卡夫卡年代继续发挥潜能？他的建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基础上的思想对话式复调理论该如何应对这一巨大变化？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阐释和探讨。
一、卡夫卡与小说中的非对话情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通过具有不同思想的主人公的对话表现了人类诸多重大主题，而卡夫卡小说却揭示出人类基本情境的另一方面——对话的不可能。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出场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而只能发出怪异陌生的虫鸣。这一情节意味深长。对话的艰难和交流的阻隔构成了现代人类困境，卡夫卡作品成为其重要象征。米兰·昆德拉指出，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人们对自我的探求构成小说的历史。“什么是自我？怎样才能把握自我？这是小说作为小说的基本问题之一。”（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2页。）巴赫金划分复调和独白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就是作家和主人公在对待自我和他人问题上的不同。然而揭示主人公自我以及自我所呈现的世界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最早的欧洲小说家通过行为来把握自我特性，但其后的狄德罗等人“对此表示了更多的怀疑”，于是理查森以及其后的歌德、司汤达等作家走上通过人物内心生活来表现自我的道路，直到乔伊斯、普鲁斯特而达到极致。然而这种心理观察越具体丰富，自我就越难在其中得到把握。昆德拉认为，现代小说新方向的真正代表是卡夫卡，因为“他构想自我的方式是完全出人意表的”。他问道：“K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如何界定？既不是他的外貌， 又不是他的个人经历，也不是他的名字，同样也不是他的记忆，他的嗜好，他的情结。”他的行为受到可悲的限制，他的思想萎缩消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地位低微却思想卓越心灵丰富，对世界和自我具有清醒、痛苦和深刻认识的对话性主人公相比，卡夫卡的主人公呈现出强烈的非对话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外部力量的不可抗拒和对话主体的彻底物化。格里高尔莫名其妙地变成动物，被封闭在一只甲虫体内孤独地死去。K无缘无故地受到审判而终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死。二、 思想萎缩成当下情境。卡夫卡不停地追踪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和意识反应，发现这些反应全部集中于当下情境：在瞬时的环境中，当时当地该干什么？（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5页。）三、自我等同于命运。世界成为主人公的受难方式和消亡方式，而非人物思想的对象，或他们心中完整宏大的现实。主人公不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那样用精彩的对话表达世界，无思想的、茫然惊诧着沉默着的受难和消亡本身构成对世界和人类境遇的绝妙表达。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要指具有不同文化价值的思想之间的互相独立的平等交锋，其间，独立和平等是先决条件。但是在卡夫卡小说中，人的独立平等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无端的奴役和摧残。世界抽空了人的灵魂，枯竭了对话的可能性，人甚至在尚未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就已被消灭。即使在题材本应最具论辩意味的《诉讼》中，对话也变得极其困难和不着边际，更无所谓明显的价值主张之争。审判K 的是一个始终暧昧不明的法庭，K的申诉竟也如游丝般的无力， 他自始至终既不理解与他对立的现实，也不理解自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变形记》和《在流放地》等作品，则是人类对话的不可能已达极致的象征。《在流放地》中，世界以机器刺入肉体使人受难死去的方式对他发话，而受刑者只能一边舔食稀粥，无言无语，一边从肉身的疼痛路径来试图理解机器对他的“言说”。这些形象无不力透纸背地揭示出人类非对话情境的特质。
非对话情境在卡夫卡以前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已有一定表现。正因为如此，巴赫金在论述复调小说概念时，将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作复调的对立面——传统的独白体小说的代表。事实上，无论巴赫金如何强调其局限性，托尔斯泰小说的非对话性，在卡夫卡时代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一，面对死亡的不可言说的孤独。二，存在的平淡无奇与思想的缺席。
巴赫金以小说《三死》为例，批评托尔斯泰将三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三个封闭的世界“在作者的包容他们三者的统一视野和意识里，联结到一起”，（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三联书店， 1988年，第112页。）托尔斯泰“自己对主人公有什么看法， 并没有让主人公知道”，“因而主人公也无法对此作出回答”，巴赫金对托尔斯泰“背后议论”主人公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不会去描写三个死亡……死亡对于阐明生活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托尔斯泰所理解的那种死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15页。 ）。死亡是完成性、终结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永远未完成，永远在发展。于是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幸免于难，高谈阔论着上断头台前五分钟的感受，而托尔斯泰笔下伊凡·伊里奇等人的死亡却是终结性的，无可挽回的。
笔者以为，巴赫金批评托尔斯泰独白体小说作者在统一视野中任意支配议论主人公虽不无道理，然而他断言托尔斯泰式地描写死亡对于阐明生活毫无意义，并因这种描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根本不存在而否定死亡表现的价值，则失之偏颇。托尔斯泰笔下的死往往是平凡的死，无意义的死，正因为它平凡、孤独、沉默，不包含伟大的思想和主体的自由意志，没有充分价值，引不起“对话”又不可挽回，它恰恰揭示了人的被遗忘、被遮蔽的本真状态。这种状态是艺术难以表现却需要表现的。
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临近死亡的伊凡·伊里奇所作的对话全是一种虚假的应付，而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却无法表达也厌于表达。这种面对死亡的不可言说的孤独，在海德格尔那儿被称为“此在”的“绝对个体化”，（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三联书店， 1987年，第315页。）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 人面对死亡时的状态是不可替代、不可沟通的，是最“本己的”，亦即非对话性的。虽然《存在与时间》将托尔斯泰所描绘的状态赋予哲学形式，上升到本体论意义，不免有些绝对化，也引起了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的异议。（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第683页。）然而， 不可否认，这种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回避，被巴赫金所轻视，被托尔斯泰所倾心，被海德格尔所本体化、绝对化并赋予哲学形式的面对死亡的无言的孤独情境，这种难以沟通、难以交流的非对话情境，构成现代人类境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存在的平淡无奇与思想的缺席，是托尔斯泰笔下具有现代意义的另一非对话情境。托尔斯泰笔下既有列文那样以他自身为原型的思想探索型主人公，也有伊凡·伊里奇那样在日常生活中度过平庸一生的人，更有平凡普通的农民。小说的思想深度决不仅由主人公在对话中明确阐述、外在表现出来。无思想的人的极端境遇以及于其中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反映，也可大有深意。托尔斯泰不愿赋予笔下每个人物复杂不凡的思想，而将这个“特权”留给自己，这种做法不应简单否定。生活本是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原本就缺乏可构成激烈价值冲突的思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赋予主人公更多的主体性，表面看更符合生活原貌，事实上，这样做恰恰给主人公都打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家的烙印。他们的痛苦和矛盾是思想家的痛苦和矛盾。而托尔斯泰笔下描写的如千百万普通人一样的主人公，尽管他们十分平常，其人生境遇却同样惊心动魄。
在现代世界里，思想的缺席以更加严峻更为独特的形态存在着。如果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在平淡无奇的存在中，在思想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的话，那么，在卡夫卡时代，思想的消失和情感的枯竭则是同时发生的。“现代的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归根结底，无非是外表上表露的那样而已。……你向他投过一瞥，从他脸上可以观察到毫无表情的呆滞和木然的神情。这种神情并不掩饰着什么内心活动……其实，这无非就是沉默而已”（注：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4页。）。这也是20世纪作家如加缪笔下的“荒诞人”的状态。“他（指莫尔索）极力要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思想和内心反应（对母亲死亡的悲哀，对玛丽的爱，对杀害阿拉伯人的悔恨），在自己身上却找不到……”（注：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页。）， 他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极为相似。尽管萨洛特把卡夫卡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人，然而，在她看来，卡夫卡所继承的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的交往和对话的大量作品中的唯一例外，即描写交往的彻底断裂和人的真正绝望的《地下室手记》。并且，萨洛特虽提到却未重视《地下室手记》同卡夫卡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交往已断裂的地下人内心还在继续着激烈的对话和争辩，不同价值的冲突仍在内心进行（即巴赫金独具慧眼发现的“双声”现象），但是，对卡夫卡的许多主人公而言，对话不仅在他与别人之间不复存在，即使在内心世界，也已降到最低限度。“在这极限后面，一切情感都已消失，甚至蔑视与仇恨也已经消失，只剩下茫茫无尽的惊愕，永远的完全的不理解”（注：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页。）。卡夫卡预言了这种“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虽然活着却没有生命的人”的存在，20世纪的文学流派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好，在文学中也好，似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类的小说越来越少”；“当代的天才，顺乎卡夫卡这股风……再也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人出席重罪法庭受审了。”（注：格勒尼埃语，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第2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对话，思想冲突式的心理小说，在20世纪被卡夫卡式的情境小说所代替，这意味着卡夫卡笔下的那种非对话境遇，已成现代文学的不可回避的描写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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