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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悲歌：郭嵩焘“日记事件”130年祭
引言：“反右”与“现代性文化反动”
作为一位民间自由学者，我一直以建立历史批判理性为学术之己任，并认定在中国这样以历史代替宗教的政治文化中，只有培养出一代有强烈历史批判意识又能将民主制度本土化的人物，中国才有希望。毫无疑问，这个观念系统是反对所谓的新儒学政治的，同时，又要在国学功底比较牢靠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现代化研究，特别是使用案例研究方式来进行制度反思与新知的建立。
发生在130年前的郭嵩焘“日记事件”即为这个系统研究的一个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发现：（一）“反右”机制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形成——以体制内身份为标志的事件当事人意识形态变化，是一种明显具有颠覆性的变革选择，遭遇整肃也是制度成本；（二）晚清洋务运动在其后期趋向了“现代性文化反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形成，并且这个观念也影响了中共执政集团，时至今日它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简洁而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80年前郭嵩焘“日记事件”的翻版，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标志，执政集团彻底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全面走向了“现代性文化反动”。
一、郭嵩焘其人：生活在不需要好人的时代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1853年，帮助曾国藩组建湘军，而后，多有战功；1856年，进入清中央智囊机构，任南书房行走。
在晚清黑暗的官场中，正直的郭嵩焘屡与同僚冲突，所以，不得不于1860年，辞职还乡闲居。赋闲两年后，被邀请入淮军领袖李鸿章之幕，于1862出山任苏松粮道，后又升任两淮盐运使。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下，郭嵩焘在两淮理财成效卓着，故于1863年秋，升任署理（即代理）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
太平天国被剿灭之后，洪秀全诏封的森王侯玉山逃亡到英占的香港，投托港英当局保护，广东的官吏没法去追捕。郭嵩焘在日常公务中注意研究国际公法，凭借法条与港英当局交涉，迫使对方将侯玉山遣返。遣返后，在广州处以死刑。当时，同在广州城的大清要员还有两广总督瑞麟。总督是巡抚的上级，自然有抢功的优势。瑞麟为了夸大功绩，在写给朝廷的呈文中说是派兵到香港抓回了侯玉山。郭嵩焘极力阻止，说：“这样会致外交纠纷的！”
瑞麟大为恼火，不顾劝谏，将公文飞报北京。事后，果然引起外交纠纷，英国驻华使节多次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方面尊重外交事实。
在被证明见解正确之后，郭嵩焘实质上也开罪了直接上司、两广总督瑞麟，所以郭嵩焘在1866年6月被迫解任，再次归乡闲居。
二、中国外交第一人的《使西纪程》与大清“反右”
郭嵩焘在闲居8年之后，又被中央想起。因为按着与英法等国签定的条约，中国应当在邦交国家设立大使机构并派出公使到邦交国家处理有关事务。在当时，出使外国是一件大臣们极力回避的公务，而清中央想起郭嵩焘又不仅因为他是赋闲之身，还因为他在与港英当局交涉侯玉山遣返事件上，让英国人认识到了他的外交能力与国际法水平。
出使前，慈禧太后召见了他。鼓励他作好中国外交第一人，亲口安慰：“你只一昧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话。”光绪二年（1876）末，郭嵩焘衔命出使英国并兼驻法公使，到1877年初，抵达英国。在51天的旅途中，他将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也就是大清国家的外交部）。当时国家规定：出使各国的大臣应随时向政府递交日记，日记要对所办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尽可能详细记录，以便有助于国家决策。说白了，就是一项情报工作。郭嵩焘本也是例行公事，但万万没想到仅两万字的日记在总理衙门刻刊印行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郭嵩焘的日记对西方民主比如议会形式与官员公推，如实写照。
敏感的守旧派官员们立刻上书皇帝（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指责郭嵩焘的言行。当时有一位名叫李慈铭的户部官员一见此书，立刻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位年龄将近50岁，41岁才中了举的学者，最初走入仕途是靠花钱捐买的，时称“入赀为户部郎中”。如果按郭嵩焘所写的西方社会官员公推，他李慈铭的前程不就完了？不用说光宗耀祖，恐怕连考进士的希望也没了。对于他来说，多亏郭嵩焘受到了守旧势力的舆论围攻，他才得以在3年后混上“同进士出身”。
李慈铭没有出过国门，但他可以指责郭嵩焘日记所言严重失真，即称：“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比李慈铭更有影响力的是侍讲何金寿，他利用侍讲职务接近皇帝及两宫太后的机会，上书弹劾郭嵩焘，以至于两宫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销毁书版（板）。
郭嵩焘身在国外，虽然也耳闻国内对他的汹汹声讨，但他仍以尽职守的方式写日记，并加进自己的议论，如光绪三年（1877）11月18日，他写到（今译）：
“英国国家之所以国本牢固，国运长久，全在于议院有维持国家大政方针的义务也即道德责任。他们设立市长管理人民，也是为了顺从人民的心愿。议院与市长相互对立，因此君主与人民之间的沟通就方便了。国家或盛或衰，立国千余年终不致于灭亡，而人才与学问两大国家要务也传绵不断，所以人才与学问皆为国家的维系出了力。反观我们中国，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正好采取了与英国相反的政治制度，并且能够明白两者区别的人几乎没有。”
鉴于郭嵩焘的“右倾”思想，时为“清流党”领袖的反腐英雄、后为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认为郭嵩焘继续当公使，会导致“人心之患直恐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而已。”也就是说，郭写日记寄回国出版的行为已经不仅是损害国家尊严的问题了，而且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崩溃——人人都不再认为我大清这一套是符合天理的。（补充一句：张佩纶是着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但张爱玲出生时，张爱玲已死。）
张佩纶的这个定性，解答了此前李慈铭所问的“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心肝”的质问。同时，也呼应了何金寿的高调批判，何金寿说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用现在的话来说，郭嵩焘就是“汉奸、卖国贼”乃至于大英帝国收买的战略间谍，云云。
在强大的反对势力压迫下，慈禧太后只好用曾纪泽去替代郭嵩焘。就当时的情况看，慈禧太后并不想伤害郭嵩焘，所以在曾纪泽启程前，他对曾纪泽说：“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比较70年后“反右”运动的发动，中共左倾的官僚派系虽然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道义责任，但发动者毛泽东的政治道德确实在慈禧太后之下。
郭嵩焘被解除公使职务之后，于公历1879年5月5日乘船返回长沙（再转湘阴），此年为光绪五年。恰在此年，湘阴发生了排外风潮，乡绅煽动百姓张贴大字报，指斥郭“勾通洋人”，出卖国家利益。
1891年初，郭嵩焘病逝于老家湘阴，与他的旧交也是当时权臣李鸿章奏请，鉴于郭的学行与政绩，希望朝廷给他立传赐谥。但是胆怯的光绪皇帝怕再引物议，回复李鸿章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着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这一年是光绪十七年，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两年了。试想日后戊戌变法之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由如此昏头胀脑的人领导的帝国会有什么出路？连慈禧那样的铁腕人物都先是力挺而后泄劲，还说他一个几无政治经验的小皇帝吗？
三、被阉割的晚清政治改革思想
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后，魏源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魏源在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的《海国图志》中的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制夷而作。”
这个“三以论”的最后一项，后来成了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一部分。
魏源作为一个半民间半官方学者能够从宋明理学的迷梦走出来，是由于与林则徐的一次会面。林则徐所发起的抵抗英军的鸦片战争失败后，被革职，北上北京听候处理。路过扬州，与比自己小8岁但已成为时代着名学者的魏源见面。据魏源的诗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所载，是“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在感情剧烈的波动平抑之后，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组织人编译的《四洲志》的一本简单的地理书目交给魏源，拜托他续完此书。魏源籍此编完《海国图志》。
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极力向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推介美国政治的优点，如在第59卷中，他经典性地解说美国的议会运作是“众可可之，众否否之”及“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少数服从多少的“多数决”原则。在这个带有羡慕性介绍的同时，魏源还详细介绍了议会的形式与议员的产生方式（今译）：
“该国的法律合民意的，就通过；不合民意的，就废除。每三年，老百姓就选出一位最高执政官来治理各州。设有两种议会，一个叫参议会，是最高执政官与国家要员办理重要事务的地方；另一个叫民众议会，讨论人民提出来的议案。各州里，每4万人选一个人去参加民众议会，处理民众的建议。”同时，魏源还讲到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称曰：“惟总摄国政者四年一任，按期退职，公举更迭。”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身任高官的徐继畲在他54岁时（1848年）撰完《瀛环志略》一书，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大为赞赏。在他的心目中，华盛顿显然比一个皇帝更值得尊重，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满腔爱国热情的学者冯桂芬认为，大中华之不如西洋不是人种即天赋问题，而是人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出了问题，他指出应该“反求”即反省的地方有四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其中尤其以“君民不隔”即民众的政治表达容易传达到君主那里为当时制度方面的最大差异，因为美国人是议会制度，大清帝国是帝王家族政治。就不用说百姓的言论可“不隔”地反映到君主那里，就是体制内建言往往也会遭到训斥，而训斥臣下的进言行为正是君主“乾纲独断”、“见识非常”的表现。即便这种“见识非常”不是出自君主，也会由某个利益集团向皇权施压，导致建言者遭受不应有的打击。
大洋帝国开启洋务运动，只不过是挨打后的一个本能反应，幻想只借“器物”而不学制度的路子可以强国。然而后来，这种思想就演化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固定的政治哲学表达。至于北洋舰队的覆没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无不是由此制约而导致。简言之，整个洋务运动不过是一场对西方技术（器物）的拙劣模仿而已。曾李等人的洋务主张只是对魏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种阉割，即抛弃了魏源对弥利坚（美国）政体效法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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