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用通俗化表达联接历史与现实
   “意识形态广义化”是我在十一年前即1996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题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研究》的论文发表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比较》学术双月刊1996年第二期。2005年，该文被《比较》社列入“创刊二十年名栏名篇”系列。这说明“意识形态广义化”是一个被学术精英认可的概念。
   质而论之，这个概念是在反思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刚性（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对莫里斯?博恩斯坦的“广义意识形态”（如包括文化因素）概念之深化研究，而形成的特定认知。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体事件，成为诠释“文化”并构造克里斯蒂安?乔姆基所指的“中国民间宗教传统”（可称之为“小宗教”）之新内容。
   简白地说：现实中具有历史影像的公共事件，实在是以迥然不同于“官方真理”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判断。
   2007年的重大公共事件颇多，也各具特征，本报告所选取的案例只有两个：第一个不具有显着分析意义，但具有可重复性，它指的是山东“高唐拘人”事件；第二个具有十分突出的显着性分析意义，但不具有较大的可重复概率，它指的是“华南扁虎”事件。

   中国人的底层社会思维方式又有文史不分之现象，那么通俗化表达就成了本报告的观点表达所要借助的方式，因此，本报告针对两个案例各选一个“历史文本”为依托，从而使报告具备有大众化阅读的可能。
   一、两类意识形态：分层与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在执政党一方，意识形态体系向民族主义退守，文化合法性上倾向复古，于是毛主义所描述的“封建主义沉滓泛起”现象得以复现，除了官员个体价值系统的二元化（如公开宣示无神论而私下里“信命”）之外，官吏的“牧民”权威大增，如不少的公民因评论地方时政而被侵害人身权的事件之出现；在民间，维权力量逐渐脱离了“二草政治”（即草率性与草莽性）之旧习，转而向法律权益分享、理性领袖聚力方面过度。
   后者虽未完全转型为民主精英，但是，就分层意识形态现象看，它的价值体系接近美国着名宗教学者克里斯蒂安?乔基姆对中国古典宗教进行研究得出的分层结果——法定的儒道佛三教之外，还存在民间的形态——多元化、随机性、自定义的祭祀活动。简单地说，民间意识形态的分层与官方民族主义退守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张力，并且这种张力迟早会迫使官方意识形态解构。
   最近来自北京政治高层的以新华社论（述评）形式出现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即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改良措施。因此，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内部压抑个人的民族主义（实为极权集主义之变形）与社会主义民主诉求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冲突。
   二、高唐事件：还原“铁券政治”
   在以个案考察形式证明“民意才是合法性基础”①之后，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公开宣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个宣示文件中，当局解释了“政治权益”的概念，称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和见解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和权益。②”它有类于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丹书铁券，是一种特权赐与。但是特权赐与是不稳定的政治诺言，它随时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剥夺，何况这是开明专制者们试图与底层结成权宜性联盟的操作手腕呢？
   着名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铁券失效③，不幸地预言了这点，虽然那是文学虚构。《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讲述说：柴进之叔柴皇城受官方支持的恶霸殷天锡欺压（并痛殴）致死，柴进在高唐州处理丧事，对再次前来滋事的殷天锡说柴家有丹书铁券，只是目前存在沧州，正派人去取；不料殷天锡大怒，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2007年元旦，这段历史虚构演成了现实：仍在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三位市民因在地方网《高唐吧》上表达时政见解，被共产党体制豢养的现代殷天锡刑事拘留，投进看守所④。其中一位叫董伟的市民（公务员）因3个月未领到医保费，发牢骚，称县委书记孙兰雨为“孙烂鱼”，而成为最大的“嫌犯”。
   应当说，在高唐事件发生之际，中共高层（通过新华社）发给民众的“铁券”还未 “铸成”，引用古代“铁券政治”论之似有牵强。但是，就是在这种现代“铁券”发下之后，高唐事件的三位受害人仍没得到任何赔偿，更不用谈施害者受到追究了。毕竟现代社会生活不是虚构的古典小说场景，受害者表面上是三个人，实际上这个事件促进了民间的深刻的反省——任何政治诺言都是靠不住的，正如美国人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民间的自救端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社会，而强大的中间社会之形成又赖于理性维权运动的日益壮大。
   因为高唐事件的发生以及至今处之未果，民间自由力量则主动地赋予了维权力量合法化的认可。换言之，维权运动正在塑造民间的“小宗教”型意识形态。
   维权运动必将影响中国的命运。
   三、华南扁虎：阿魏不再生僻
   
   在清末民初已经替代了《论语》之修身戒律作用的《增广贤文》中有警句说：“黄金无假，阿魏天真。”此句凸显中国道德传统的极度下降。句中“黄金”实为极易得之中药“黄芩”，医家故无须造假；而当时的“阿魏”一药，中国无之，自唐时就需从中亚进口，因其成本高昂，医家皆以假货充之。
   
   华南扁虎一事，其在民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基本上印证了“小宗教”存在的状态：其一者，民间的经济性倾向再次宗教化，或曰意欲从“新神迹”中汲取经济利益；其二者，扁虎事件之后，在知识精英的倡导下，百姓认识了“政府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或真相）”新信条，或曰民间型的“小宗教”正倾向接受知识精英的引导。
   
   政府的公信力正在“阿魏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就扁虎事件的历史影像意义来说，更重要的一个细节则是：除扁虎照片本身之外，接近真理的一些间接证据（如虎类疑似粪便），很有可能是受贿的调查队捏造出来的。⑤
   
   为保证一个虚构的神迹（在经济主义盛行之际，能带来巨额旅游收入的“虎啸”、“虎照”当然也属“神迹”）不被公众揭穿，伪造旁证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如王莽篡权前的哀章献伪宝（古印），又如北宋将亡之前的黄河清的虚假报告，而因为贿赂而成的神迹则发生在北宋相对开明的时代。
   
   宋真宗赵恒为掩遮澶渊之盟带来的政治耻辱，决定与几位重臣搞一个假符瑞——称有神人告知，天将降下帛书，云云。为了让这场天降帛书的造假成功，皇帝竟然不惜贿赂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权臣（王旦，宰相之一）。
   
   扁虎事件由历史上的“真实造假”来印证，是“史实与事实”的联系。“天降帛书”事件发生在公元1008年，扁虎事件发生在2007年，九百九十九年间，官方造神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嗑药状态。
   
   中国政治是在复兴好的传统还是陷入污烂的历史泥潭？这是个问题！
   
   结语：理性，在需要复杂的博弈中积累
   
   民间的觉醒，让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希望，因此中国的民主不仅有可能，而且肯定会以高质量的内涵方式出现。
   
   2008年，究竟有多少可能具有历史性分析意义的事件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以及对这个事件更深刻的民间反省，必将为民主化积累下一份又一份的无形资产。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企盼一系列“中性事件”的出现，也盼更多的记者良心复苏，及时把事件呈现给社会公众。
   
   2007年12月21日深夜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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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典型的文本可参见马国川对河北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的采访，《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5日。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
   
   ③宋代已无“铁券政治”，因为丹书铁券形式在唐以后废除了。这种说法，参见百度百科“铁券”词条。但是，据欧阳修《新五史》所记，五代梁时尚有之。
   
   ④参见《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0日。
   
   ⑤关于陕西省林业厅“华南虎调查队”受贿事实，已由相关媒体报道，如《中国网》2007年12月20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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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33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