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怪胎化的中国市场经济中，素以开放著称的深圳，在将妓女公开游街引致社会舆论批判及全国妇联问责后，最近又出了一件怪事：由于现金投放量过大──前三季度占一国近1/3，达1，000亿，因此央行深圳中支就决定每天限提30，000，每周限提50，000，每月限提20万。这个措施是针对个人的。之于公司则三个限额分别为十万、20万、50万。

   央行的深圳中支这个貌似强硬的管制措施很短命，从11月2日执行到11月19日被温家宝在新加坡“隔海叫停”，执行了不到20天。早在温总理发话前，就有大陆报刊（如《中国经营报》记者卢远香文章）指称：“有银行储户认为，银行不应违返‘存取自由’的原则，也有学者认为银行的做法涉嫌违反《商业银行法》。”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级别不低的央行分支机构竟会做出限取的荒谬的决策呢？问题就出在他们经常装得懂一点上，通俗地说，这叫“一瓶子不满，少半瓶子不晃荡”即连半瓶子醋都算不上。他们的决定表面看来，是根据一个叫《现金管理条例》的文件（法条）而来的，即央行有权监督、限制现金的使用情况。而这样的法条的形成，纯粹是出于苏联式独裁主义的自我恐惧，即把任何外在的东西视为伤害自己的“潜力”，比方说“过多的现金流通会抬高物价”云云。与此相关，我们整个社会几乎无处不与“禁止”、“限制”、“惩处”等针对神经末稍的威吓有关。

   就经济伦理说，即那种寄托于最简单经济史的道理来论：现金（钞）

   是发行者开出的随时兑付黄金的欠条，只是由于最原始的欠条能够转让（顶债或购物），才逐渐演化为钞票。一句话：每一张人民币都是国家打给公众（持有人）的欠条，人家持有欠条又何罪之有？

   我们可以相信，当年制定第一份《现金管理条例》文件的经济官员们根本不懂“金匠原理”，完全从独裁的苏联搬来了这么个反人民、悖伦理的东西。那么，今天，每一个学过《中央银行学》的央行高官小吏，理应知道“金匠原理”，况且银行每年都有大量的培训费用呢？

   而当这些负责管理国家的各类官员们经常装得懂一点的时候，实际上是为社会的多维度分裂、深层崩溃在施加“必要的张力”。

   与“限取”与“消限”的戏剧性变化相联系，有专家认为：深圳的找换业实际上是个人资金（以外汇形式，如港币）进入香港的一条“黑道”，是预期的港股直通车引发的必然。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专家或一个专家调查组，去问一下：那些急忙往香港“倒钱”的人，对中国经济与政治前景的预期是什么？

   毫无疑问：与中国传统的“明君贤相”传统政治文化心理预期相反，中共十大的“规则性”进步却产生了极大的“民间分歧”。在一端，极少数非体制内的民间精英认为，这种并不符合“明君贤相”逻辑的结果，使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少有风险，有利于小步向民主趋进；在另一端，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对“规则性”进步并不认同，十七大的政治结果“不如人意”，导致股市下跌，足见股民中产阶级信心受挫。

   这种受挫的信心，很快在温家宝暂停港股直通车之后，变成民粹式宣泄。一时间，“枪毙尚福林（证监委主席）”的网帖铺天盖地，要求“温家宝下台”股基二民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中国经济迎来了多事之秋！这已是“水道渠成，瓜熟蒂落”的情境（景）了！

   与中产阶级的温尔文雅彻底堕落成狂暴民粹不同，那些拥有知囊机构并能提前知悉政治变动的机构或要人，会采取相应的自保行动。比方说，巴菲特在十七大之前对中石油股份的大量减持，又比如联想集团在十七大之际遭遇的国外持股者的战略套现，再比如李嘉成大规模地以减持航空、石油股份而套现的举措。

   大人物、大机构的套现合理合法，且是纯熟的战略措置，而对于小民们、小公司则遭遇“限取”之痒。中国经济伦理何在？

   我们不能不说温总“消限”的手法十分到位，顿解一时之危，但中国经济伦理深层的问题仍很少受人关注。

   （200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