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各级领导对盖房的热衷绝对在其负责的行政事务之上。1980年代中期，北京权力高层下令清理过机关单位的楼堂馆所，到了1990年代后期以水利部豪华大楼事件为标志，不但没能有效遏止，反倒是大家都“从违纪案件中学得技巧”，再高盖房大跃进。
   水利部的豪华大楼与人民大会堂西边的国家大剧院，成了让“改革开放”这一正面词汇蒙羞的标志性建筑。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只要不亡，没有任何一个强势领袖集团可以遏止盖房的冲动。相反，任何一个强势领导集团（且不管内里是否真强）要想向国民及世界展现自己的力量，盖房不失为最便捷有效的选择。
   秦始皇盖房有阿房宫为标志性建筑，西汉有“轻烟飞入五侯家”长安新首都建设规模（甩了秦都咸阳），东汉有“陡彼北芒兮”的文人之叹；即便到了被西方人打得晕头转向的晚清，慈禧太后的盖房欲望并未随她的性欲衰退而减，60大寿之时，海军经费变幻成了颐和园──这还不是新建而是翻盖的呢！

   到了毛泽东，亦不惜在国民经济极弱之时，大兴土木，什么人民大会堂，什么革命博物馆，什么军事博物馆，不一而足。当然，还有他在蒋介石“大王八庐”（即美庐，美字倒折为“大王八”，毛如是讥讽之）旁边盖起了行宫，称曰：“芦林一号”。
   “盖房”一词乃百姓土语，官话叫基建。对于大大小小的领导，没有基建，哪能“继承毛主席的革命传统”？他们迷信毛泽东的很大成份就是毛很能盖房。因为盖房还盖出了“青年鲁班”，一个当了北京市长，一个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没有基建，哪能表明一个单位在权力盘子中的影响力呢？所以，水利部盖大楼要挨整，而外交部与公安部盖大楼则成了外扬国威、内树形象云云。
   至于到了地方，哪个单位的楼好，就说明哪个单位“牛气”。除了政府办公大楼，如河南郑州惠济区（党委与政府合一的）之“现代白宫”那类的标志性建筑外，各地办公大楼的排序一般是：
   第一等，公检法三家，此中以法院为“最牛”，因为它操审判大权又黑箱作业，地方官员大多数怕它。
   第二等，交通银行电力，此中曾以银行“最牛”，但也有让交通部门超过去的趋势。因为交通部门这些年收入颇巨又没人能监督，除了大量厅局长外逃外，它力压公检法，所以在盖了好房之外又屡出以上三部门警车堵收费站并打收费人员的事情。
   第三等，税务工商民政，民政部门也是后来者居上，压住了税务工商两家，因为民政享有隐型特权，企业挂靠民政系统，就享有减免税的优惠。民政部门把从挂靠企业收上来的“管理费”与财政拔给的救济专款混在一起，搞起基建也得心应手。
   正如时下的人们风议共青团已经不是清水衙门一样，民政部门早已不是清水衙门。
   其余分等，限于篇幅，暂存不论。
   领导偏好盖房，当然是有个人打算的，初步分析起来有三：
   1、拿到比较安全的贿赂。包工头们给钱，出手大方，为了拿到更多、更好的合同，他们绝少“翻脸”。
   比方说，税务局长要减免一个企业的税收若干，拿到50万块的好处，就不如盖个2，000万的办公楼拿300万的好处。虽然说前者是细水长流，减免50家的税，能拿500万，但无法保证这十家中任何一家不出问题。所以，想办法盖房，一次吃个“中等水平”，比较安全。
   2、化解本单位长期矛盾，让那些以往和自己作对的人去搞基建，得化敌为友之效。
   一般情况下，单位基建的一线负责人大都有与主要领导有“上不来”的历史，但一当“反对派”被安排到基建上去，立刻不“反”了。因为包工头送钱虽有分差，但一定要把“现管”与“县官”都喂好了。否则，总有细故捣乱。
   3、最大地发挥儒家“亲亲”与“孝悌”伦理，给自己穿上厚道的外衣。
   办公基建总会带有住房建设，别看后者是个“零头儿”，但“零头儿”有“找头”。住房计划总会大于实际人员的需求总和，名义上是为新进员工（干部）准备。实际上呢，单位主要领导就将“零头儿”中的“零头儿”协议分割了。而后，按员工价卖给主要领导的亲戚。
   至于亲戚是否给送钱，外人无从查起，即便送了，也没人告发──那是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啦！亲戚愿住的，同享福利分房之优惠；不愿住的，转手一卖，赚上三至五倍不等。
   最近，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出台硬性规定，称省部级办公楼每平米造价不得超过4，000元、市（地）不超3，000、县（处）不超2，500，并普适于同级各类人民团体，云云。虽然说这个文件没法规定建筑面积，但是这个规定不可能“管一辈子”，因为主要官员在其一辈子的从政经历中，不可能不“盖一回房”。
   官员们偏好“盖房”似乎是癣疥之疾。从中拿“小好儿”总比在业务中拿“老（大）好儿”要对社会危害小一些。问题是，盖房的偏好就是封建主义流毒。
   这个流毒不肃清，就说明中国尚未从封建主义社会脱魅出来！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