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学术语，它不象“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那类的日常术语好理解，但是它却是一个经济体也即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反映。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来说，它指一个国家在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速度放慢的情况，劳动力供给增大、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长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导致了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时期出现。

   有利的状况称为“人口红利”，那样的时期叫“人口红利期”或叫“人口机会窗口”。

   依据世界银行对日本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测算，人口红利期约为40年。推论之，中国的这一机会是从1978年到2018年。但是，世界银行的《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却声称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左右消失。换言之，中国至少要比日本与新加坡两国少经历五年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而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在这个倾向下，妇女就业机会愈加小化。为了谋求相应收入，“高龄妇女”即40岁以上妇女卖淫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

   放下道德评价不说，只从就业机会方面来看，妇女卖淫的最佳年龄段（在中国）是18岁至28岁之间。这十年，是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口红利期”。但是，由于就业竞争极端激烈，特别是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盲目扩招──毕业失业”的习惯，不仅高校学生择业困难，并且大大压缩低教育水平妇女的就业空间。

   高校女生在校卖淫，积累毕业后的失业后备金及创业资本，也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又一大“硕果”。与这个“硕果”相对应，卖淫行业的交易价格暴跌，严重地压缩了“高龄妇女”卖淫收入的空间，已经由原来100元（次）跌到30元（次）的水平。据《厦门网》11月9日的报道说：

   “一名中年妇女姜某，以30元（次）的价格与23岁的嫖客肖某完成交易后，肖要求增加一次‘服务’，姜某提价到（两次合计）

   80元，结果被肖某杀死在租住房间内。在此事件十个月余前，在福建的另一个城市永安，曾发生过一位43岁卖淫妇女张某被嫖客殴死案：嫖客邢某包宿张某，夜资200元，在一次性行为后邢某提出‘再做’，张某拒绝，遂至命案发生。“

   仍是放下道德评价不论，按全国平均的“包夜价格”（以18至28岁女性为交易标的），大体为700、500、300不等。永安案件所标200元（夜），价格偏低。之所以价格偏低，才导致了张某“夜而不包”

   ──拒绝满足嫖客多次性要求的情况。

   以上两大命案揭示了大陆妇女就业空间极度被压缩的状况，这种压力也传导给了合理但不合法的卖淫市场。一些中小城市就出现了“老小姐现象”──40岁以上妇女卖淫风行，交易价格绝对低于50元（次），维持30元（次）已属不易。

   分别发生在福建境内厦门与永安的两大命案，被害的两位40岁以上妇女，其经济收入的投资方向，有着惊人的一致：都为下一代的教育开支而为。

   永安案公开报道说：据警方介绍，遇害的卖淫女的收入，主要是为了供给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以及尚在念小学的儿子。并且，他丈夫也知道她在以卖淫的方式为孩子们挣学费，只是丈夫自己身为“苦力”（搬运工），勉强糊口，而不想干预妻子。在卖淫活动中，张某十分“敬业”，没任何尊严，同行说她“非常主动，不挑客人”。结果，只是为了一次“尊严”，或许就是抬高交易价格，才致丧命。

   厦门案的公开报道说，姜某的丈夫试图阻止她从事卖淫活动，但最终还是认可了，因为他要“将她赚的钱命给大儿子交（大学）学费”，他“他大儿子的学费都由他老婆支付”。

   就动机而言，张、姜二位的投资行为都符合世行人口红利指标中的“人力投资增加”一项。只不过，这样的投资构成确实极大地损害的妇女权益。仍按世行的指标而论，它说一个国家获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那么，是否应该估算一下，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收入有多少是靠牺牲妇女权益而积累的呢？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人权问题！

   中国出现“高龄妇女”卖淫问题已经远超出了女权分析领域，更是信贷人权的极度匮乏的表征。因为，按尤努斯的小额信贷促进人权改善的实践模式来看，象以上两个案例中妇女姜某与张某二人，完全有资格获得信贷支持。首先，她们的投入产出模式有着合理预期，即孩子上学的远期收益能够归还设定的长期贷款，如一笔低息的、五到十年的专项贷款。其次，假定她们能取得相应的贷款，以她们走出农村、在城市生存的能力而论，她们足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比方说经营小餐馆或组织小规模家政（清洁卫生）公司。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政府与政治双重失效了。没有哪个机构为她们这样的外来者提供信贷资金，也没有哪个所谓的维权组织注意到她们这个地位卑微阶层的生存状况。

   与信贷人权的极度匮乏相对应，中国农村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剩余大多为国家银体系与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所吸收。后者表面上是一个合作经济组织，但本质上是国家银行体系的复制品，也即信贷供给依靠“腐败──货币与权力交换”的机制进行流动。对于本文所指的张、姜二位妇女，它们不可能提供信贷支持。不惟如此，按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村“信用村”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权力背景因素。依据这个潜规则反推，张、姜二位妇女户籍所在的村庄肯定不是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信用村”。

   信贷人权的匮乏也与国家金融管制的非伦理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发生在2003年的孙大午集资案本质上就是“管制害人”的著名案例。因这个案例超出了本文论述范围，故不再涉及。简言之，中国农村社会的信贷人权缺乏是导致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极度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年妇女卖淫、供给孩子上大学只不过是中国血汗资本主义的一个小小局部而已，大量的粗俗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疯狂的“单方教育”，向员工灌输“牺牲精神”，以绝低的工资水平盘剥劳动者。在这场不见收尾血汗资本主义大盘剥中，美国西点军校的“没有任何借口”被转成商业律令，中国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同样从政治领域转到经济领域。

   中国约有70%以上的私人企业，特别是分布在城郊与农村的中小企业，不向就业工人提供任何劳动保护。比如说，一个农村铸造工每天可挣到100元的计件工资，但是他要是烫伤了脚，厂主不但不向他提供治疗期间的任何工资，而且不会负担任何一分医药费用。粗俗的血汗资本主义是导致社会普遍仇富的一个重大原因，因为在这样的工厂就业等于签下了一份不成文的生死状。

   中国的大学也是血汗资本主义作坊之一种，只不过它的名字更好听一些而已。

   （200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