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专家权力”粉碎的医改 /綦彦臣文集

医改的核心是政府权力从医疗服务市场上退出，转而在公共卫生领域里老老实实地尽职守。着名学家周其仁先生一直在关注医改，系列文章如玑如珠，但是他所鼓吹的宿迁医改的“退”与“转”实在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在经济体积迅速膨胀的县域经济中许多地方政府并不穷（财政支出压力不大），所以地方小官们（如县长）就懒得去动医改这一块。至于政府在退出医疗市场与转到公卫责任方面而衍生出的行政“德绩”，那也只能是停在宣传层面上，甚至等中央政府往下批发道德的时候，也配套给一批资金。所以呢，对于全民医保的看法，医政圈子里的人就说：“哪来得什么医改吗？全民都保，说说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粉碎了医改之梦呢？

是公家医院的自由定价权。这个权力背后的利益支撑点是“专家权力”。每一个“专家”几乎都希望医院把定价弄得高高的，这样就产生了如下效应：

其一，把更多的患者“挤”到民营医院（诊所）去，毕竟看大病的人是少数。而那些收费低廉、看病认真的小诊所，大多与这类专家有利益关系，或干脆就是他们的“第二产业”。其情状大体如改革开放之初乡村的“两面业务（员）”，他用乡工厂支持的小额贿赂去搞公关，但拿来的订单，却是瘦的交乡工厂、肥的交自家的厂子。

其二，医院的“专家”们趋于与院方权力达成一个默契，即维持高定价，使医院的现金总流量有一个可预测的指标。如果医改部门问责，那么公家医院沉重的养老负担、购买先进设备的还款压力，一古脑地摊在官员的面前。于是，官员们也只闹个“了解了解情况”。

2007年10月下旬，我的一位少年时代的玩伴，他老父亲肺结核病加重（其实是气候变冷加老人家心理压力——73岁，要“闯坎”即“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各儿去”的传统说法），我们约好在市医院碰头，为老人检查一番。其中，胸部照像花了68元，心电图测试花了25元。还好，大夫与我认识，都算小城市的“名人”，所以没开CT之类的单子。

检查结果当然是老年性衰退的原因，无大碍。但是，我不服气，第三天就到一家设在城市繁华地段的私人诊所去看价，结果是：照像22元、心电图5元。由于与诊所的主人关系一直不错，她不好意思说：“照像是长了点（价）。”也就是说她家的22元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也印证了公家医院的定价权利有多么地自由！早在前年夏秋之交，由于写作太累，常出现脑部供血不足的反应，她指导我说“吃点银杏叶片就好了”。我到药房去买，5元一盒。我还是不太放心，又去市医院脑系科看了一下。老“专家”开的药方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与药房所卖的同一厂家、同一批号的银杏叶片，竟然划价为17元。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老人看病以及此前自己的经历，实在有些气愤我，你看呀：其一，公家医院的设备是先进一些，但是设备越先进，效率越高，应收费越低。退一步说，即便你以设备贷款（集资）要还为由，还有什么宠大的养老负担，你总不能比私人医院（诊所）的收费高出两倍吧？

那心电图呢，公家医院由原来的纸条打印变成了今天的三页B5纸黑白打印，也先进了不少，但你总不能比私人医院多收4倍的钱。

其三，即便我们认可“专家权力”，你也不能把诊费开得高于药品2倍还多（那盒银杏叶片的5元零售与17元处方标价，其中12元可以理解为“专家价值”），何况在此前患者已经交了门诊费呢？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用标准的经济学原理来“套”，医疗经济更不能按“套”说“理”，还需要更细的观察。这样，就该看一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德政的后果，最终受益人是谁。

是医生而不是农民！

不用介绍“合作”规定的一如人寿保险那样复杂的条款，就看“专家权力”的再次掠夺，人们只有望合兴叹了：农村合作医疗中规定了什么样的药品列入报销范围，什么样的药品不可列入；医生给患者开处方时，尽量少开可报销的部分而多开不可报销的部分，因为多开可报销的廉价药品会影响医院的收入，医院的收入一旦减少，院方就会设法“整顿”——从“专家”们的私人门诊那里压回一部分业务量。

这样的后果，是“专家”们不愿看到的 .对不起，只有把其中的害处转嫁了。同样，公共卫生部门并不尽职守，因为相对于公家医院的“专家”的私家门诊收入，他们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他们拿不到医生资格证书。在比较利益面前，我们没法责怪他们，只好默默承受整个社会几乎习惯了的不公正，比如，我们村里来的那位有肺结核的老人，已经好长时间拿不到卫生防疫站供应的免费药品了。

有人敢问一声“这是为什么”吗？没有！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还指望“青天大老爷”们的恩典，怎么能让本来满肚子委屈的“青天大老爷”们再增加不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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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5日，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