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作为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的唯一执政党，已经进入了成熟性衰退阶段。其一，党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党内民主更多地具有非公开的寡头分利性质；其二，体制内的民主诉求常被现实的政治腐败所压抑，与民间社会难以形成真正的沟通；其三，“软硬兼施”的意识形态操控，不得不借助经济话语来表达。于是，中共的上层精英集团就选择了“长期执政”这一技术目标，来代替传统的理想主义，尽管这个技术目标还会以理想主义的东西来“振奋人心”。

   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共的理论体系已经有过几次重大调整，但是应对政党轮换的理论研究还是一个禁忌，或者说只是极少数体制内精英的私下话题。然而，可以预见，在今后5到15年的政治演进中，中共必然会面临强烈的正当轮换的政治压力。体制内开明且占年龄优势的政治精英，绝不愿意看到崩盘后被清算的结局，要努力做好“变化的准备”。寄生在共产党体系内的所谓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要求政治“复位”而不是“越位”。民间温和政治力量逐步成熟，要求“和解、共生”，因为恰恰是抗争精英的不和解精神为“长期执政”提供了由恐惧而产生的拒绝理由。

   在一个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以上三种力量可以合成引导中国政治深度整合人本政治哲学的新的全民政治理念，从而使中国形成一个在政治社会结构上更接近北欧福利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模式。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需要时间，更需要理性。它的基础成本是：一，中国的民间自由政治本身要“去会党化”、“去文革化”，更加务实地面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危机，放弃幸中共之灾、乐中共之祸的思维方式——因为中共之灾祸的成本早晚要民间承担；其二，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不要用“长期执政”的致幻剂来麻醉自己，要确立在政党轮换政治中如何保护本党不遭受历史清算的战略构建。

   中共借经济话语来表达政治见解的逻辑，早晚会导致重大突破，从指令计划为主、指导计划为辅，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地位的自我标示，乃至于非公有经济的就业作用（占80%），——这些都是例证。我们应当承认中共党内开明派对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作用。胡耀邦与赵紫阳自然不必多讲，想一下不太知名的胡开明就可以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抗灾自救中，他毅然实行“单干”政策。虽然当时被毛泽东下令秘密逮捕，并遭受了长期监禁，但毫无疑问，他的“违法政策”启发了以后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如此，才催生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结果就是导致了土地准私有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农村土地准私有不仅是所有农村社会维权的伦理基础，而且也是迫使相对富裕的国家财政向农村做转移支付的“势文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共执政精英层的人文学科专业人士的增加以及这些人的年龄优势，也为下“一批”胡开明的出现提供的文化伦理基础。在今后5到15年，随着与六四血案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中共政治精英的自然死亡或者退出权力层面，政治改革的个人阻拦因素将基本消失；与此同时，民间自由力量中非理性成分也将进一步淡化，因为“去会党化”与“去文革化”的趋势已经发蒙。

   2007年11月1日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