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实力资本，不是积极介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就是密切关注这个市场的动向，几乎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以及关注者）都会将北京国土资源部的政策导向当作重大变量。仅在2007年10月份内，国土部就出台了三项“新政”，其中以“四大措施严防开发商囤地”为最有影响力，媒体称：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10月26日表示，要采取及时有效措施，防止部分开发商囤积土地形成垄断。这四项措施是：

   一是要求实行“净地”出让。对于拟出让的土地，要在理顺土地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熟地，按“净地”分宗出让。

   二是合理控制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大宗地出让不利于市场竞争，不利于市场调控，要控制单宗土地供应规模，以增加土地供应宗教，吸引更多中小开发商参与竞争，防止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凭借其资金实力“圈占”大面积土地，形成“垄断”。

   三是规定每宗土地开发建设时间。每宗地开发建设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年，确保供应出去的土地能够及时形成住房有效供应。

   四是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对超出合同约定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要依法征收土地闲置费，并责令有关企业限期动工、竣工。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满两年未动工开发，坚决无偿收回。

   但是，熟知宏观调控传导机制的人都明白：这个“表示”其实是说给外行听的，因为中国的圈地热潮不可能跌下来。并且越是圈地越接近“18亿亩必保耕地”的底线，竞争就越激烈。至少国土部的这个“表示”即所谓四项措施，也是内外有别的，比如它没法去触动香港李嘉诚集团的利益，他的和黄与长实两个子系统目前握有1.5万亩之多（1，000万平方米）的待开发土地，处于等待更高行情的“闲置状态”。再者，李嘉诚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土部是不敢碰他的，这也形成了“内内有别”，所以国土部10月下旬的最新“表示”对于李副委员长就是一个“下不为例”的媚笑。

   在主体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内的顶尖级“大地主”们在手下智囊团解析完国土部的“表示”之后，大不了也是“哈哈”两声。因为他们也拿到了“下不为例”的资格，他们开发项目的所在地地方政府会“死保”他们，以至于绕开“三大新政四项措施”。最精彩的手笔莫过广东地产商、碧桂园集团总裁杨国强在重庆拿下1.7万亩的土地，压住李副委员长1.5万亩一筹；另一位广东“大地主”、宏宇集团（即星河湾系）总裁黄文仔出奇制胜，以42.4亿拿下了上海浦东花木地560亩的无拆迁净地。

   后者，成为一项准丑闻，因为在星河湾系之前，至少还有三位投标者：金地59.89亿，华润置地48亿，仁恒42.97亿。星河湾系以暗箱操作方式拿下花木地，不仅令其他事前被退标金的七家投标者愤愤不平，就是经济观察人士也认为此中大有“猫腻”，不得不联想起该地块原主即陆家嘴集团的经济案件。被双规的集团董事长康慧军还有另一个身分，那就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也许由于沸沸扬扬的周正毅东八块土地案挡住了公众视线，但毫无疑问：康副区长被双规的直接原因是土地交易中的腐败行为。

   星河湾系以42.4亿的低价（低于金地17.59亿、低于华润5.6亿）拿到花木地，成为国土部“三大新政四项措施”的强力反讽。

   土地交易中官商勾结、官权变身、商权导官，已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的系列“小品”。在上海康副区长被双规之前，河南焦作的鑫安公司的董事长谢国盛已于7月上旬被郑州公安逮捕，原因仍与操作地皮有关，虽然初步罪名为诈骗。谢董事长以河南（郑州）花园集团的背景进入焦作鑫安，他的主要目标就是想把鑫安厂区350亩占地中的157亩最有开发前景的部分卖掉──可望从目前的25万元每亩上挺到100万元每亩。结果，由于拍卖郑州酒精厂的土地引发职工抗议，揭出了腐败行为，才被抓走。如果他在郑州谨慎一点，说不定焦作的买地差价一个多亿的空手道收入就进帐了。

   当然，玩焦作鑫安的地皮也早晚要出事的，因为这个公司还有五亿债务待清偿，更有3，000多名下岗职工等待安排。再简单地说，那些大大小小的玩地的“开发商”或操盘手一旦出了事，大多在“天时”

   （与政府关系）、“地利”（土地预期升值）上稳拿了盘子，而栽在了“人和”上。

   这“人和”吗，需要他们好好考虑下岗职工的利益，需要他们从商业道德方面给竞争对手一个明确说法。当然，作为“民族资本家”的李副委员长永远不会有谢董事长那样的风险，因为没有一个记者或官员敢调查他的1.5万亩囤积土地的问题，“因为的因为”表明那首先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记者或官员的什么业务问题！

   （2007年11月7日星期三，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