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政治民族主义已经式微，几成为中国政治全景中的一块后垢，但经济民族主义却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在宏观上，所谓“打造民族品牌”的意识形态高调，转化成广告语，进行宣传，诸如：“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长虹，红太阳一族！”等等。这和西马健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高手阿道尔诺所说“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在微观上，个案型的情绪宣泄完全展现了我们那些“经济伟人”所受的粗陋教育的底子，娃哈哈与达能的激争中，宗庆后先生的“八国联军论”与“四个感觉”，虽说还没标出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但却让人看得到它的无聊。宗先生发给法国商业伙伴的传真件说：“我郑重宣布，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恫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概。”

   ——你的商业谈判，跟“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有什么关系？这样发怒，还不如请对方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转一圈为好。

   ——你的权益之争，跟“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又有何干？若是你真地很民族主义，那么，当初就不该利用人家八国联军后代的资金。

   中国起步早的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社会的贡献绝对不能低估。但是，在粗陋的政治教育下所确立的价值观，几乎都是非常可笑的——以高调的民族主义来遮盖内心深处的原罪意识，并套取政府方面的资源。

   之于宗庆后先生本人，他的创业能力与对市场未来的洞见力，是中国饮料行业至今的翘楚。但是，他的“四个感觉”丝毫不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少一点粗糙与滑稽，尽管在数量级上多一个。他说：“因为对方提出来中方不能经营与生产与合资公司有竞争的产品。所以我们感到也很正常。当时对方提出我们娃哈哈商标转让给合资公司，我们感觉是娃哈哈转让到娃哈哈，然后娃哈哈是一个合资公司，我们还占了大股，所以感觉也没有问题。后来转让，商标局没有批准，后来改签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我认为因为以前是转让，后面变成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商标生产其他产品，要经过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当时也不懂什么叫资本运作，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大问题。”

   第一感觉，是在“利用”外资的功利心支配下，不注重合同条款的本性暴露。

   第二个感觉，是盲目的“东家（本土）自大”的典型样本。

   第三个“感觉”，充分暴露了经济民族者们对作为一套管理体系的政府的功利态度。

   第四个“感觉”，是把自己知性缺陷掩盖起来的面具，正像满脑子封建主义权术思想人说自己最懂先进文化一样。

   经济民族主义在常识面前狼狈不堪，就特别需要学术精英们起来捧场，于是乎，后者说整个西方商业体系就是“规则霸权”，我们要争取制定规则的权力。结果，由于没有道德实为据就争取不到规则制定权，还是以行使国内的政治霸权为主。这种国内政治霸权，实质上就是政府“天使与魔鬼”二性中的魔性突出。经济民族主义喜欢政府的“天使性”，但它又不愿接受天使的忠告，如宗庆后的第四个感觉。一句话，他们希望操纵天使性，又不去触动其魔性。结果呢，武汉机床厂被“黄皮白心”的美籍华人周某给弄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经济经典。

   原来资产评价一亿二的厂子被以7500万的低价买给外国人周某，而厂子的上级武汉国有（工业）控股集团，却要花8500万来买周某迁厂后的地皮。

   贱卖厂子不说，因为政府的魔性端在乎它的随意处置权，但是，人家“贱卖贵买”却刺激那些本想以经济民族主义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们。在这些人的操纵下，“赶走骗子，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维权标语打出来了。这样的维权不会受政府追究，因为变了味的经济民族主义，此时可以为政府的魔性遮羞，而绝少有人问：是谁主张把一亿二卖为7500万的？又是谁把地皮钱悄然许给的外国人周某？整个“武机事件”，用中国人朋友之间玩麻将的东家玩笑来说，那真是：“抽着俺的烟，喝着俺的酒，吃着俺的饭，赢着俺的钱，”一句话，您愿叫人家来玩的！

   周某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他比那些行使随意处置权的政府要员的人品要好多。因为，周某的面孔是商人，而定下贱卖方案的要员却是“青天大老爷”的道德传人。

   娃哈哈事件，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都笑出屁来”的细节，让我们慢慢等；武机事件，侥幸能揭出什么样的交易黑幕，也让我们耐心地等着吧！

   2007年10月25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