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枪响，中断了赵紫阳派的政治命运，当然地打碎了赵派「价税财金联动」的经济改革设想。从此，中国的「诸侯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以税收汲取为标志之一的中央权力，也如春秋周天子——有名无实。对此局面，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鎔基改装并简化赵派联动方案，於一九九四年借鉴英国、法国、瑞典等税收结构，推出分税制改革。时至今日，此举弊病毕露无遗，宣示了财税改革的全面败局。

中央肥、地方瘦（债务两万亿）

   一九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之所以仿效英法瑞模式，是因为他们的财政集权程度高，如英国中央税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地方税则为百分之二十五。十多年来，中国的中央税维持在百分之七十的高端，导致地方财政的极大窘迫。「肥了中央，亏了地方」是近几年来地方财政人员一直抱怨的口头禅.早在二○○五年初，胡温政府就有革除分税制留下弊端的愿望，但终因分税制养出了庞大的中央部门利益集团，而无法付诸实行。与这个中央部门没有改革愿望的状况相对应，二○○五年初的内外两税合一（即取消外资税收优惠）也在一片混吵中「无疾而终」。

   「肥了中央」的一个十分不良的结果就是中央权力部门乱用财政资金，如部委用财政拨款大建楼堂管所，来获取营业性收入，再把这宗收入用於「养人」——开奖金、发福利，不一而足。国家审计署於二○○七年上半年对二○○六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除了发现五十六个中央部委与其所属的三百四十三个二级单位存在大量财政违规之外，还发现：中央财政收入高达二万一千亿，超收二千五百亿以上；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赤字仍保持在二千七百亿的水平。

   超收加赤字，足以说明中央财政政策出了大毛病。

   「亏了地方」的状况又很清楚地表明相当部分的地方政府已经实质破产.公开报道的专业调查结果反映：地方政府不包括隐性债务的负债超过了一万亿，再加上国家开发银行给地方政府的一万亿授信额度，合计在两万亿以上。

非税收入超过地方税

   在地方财政大瘦身的状况下，地方的事权未减，这也成了各级地方政府「要挟」中央、拒不减员的藉口。而本质上呢，地方财政权能很容易随意扩张。这拜赐於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益处」，即地方财政权能不受民主程序乃至选民个人的监督。被专家学者痛斥为「财政顽疾」的非税收入，就成了地方政府新辟的割据战场，成为地方收入的一大来源。

   非税收入本身并不违法，它包括行政事业收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等等。建国初期的民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变成今日「共产党会多，税也多」之状，就是地方政府从民间掠夺非税收入而导致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不罚款就养不住公安局」的现象。

   现在接替谢旭人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肖捷，就是搞非税收入的行家里手。他在担任湖南常务副省长时，使湖南二○○六年一举完成非税收入四百多亿，是地方税收的一点三倍。作为掠取非税收入的老手出任国家税长，这本身不算个丑闻，至少也是个「黑色的幽默」。

   利用非税收入支撑地方政府运行非止湖南一省，几乎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中央政府也知之甚明，从二○○一年以来，砍掉了一千八百多个收费项目，试图压制地方政府的掠取非税收入的冲动，但收效不甚了了。公开报道披露了西部一个贫困县二○○六年多收了非税收入二点五亿，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七。国内资深专家估计，非税收入佔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左右，而地方则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六。

财政部长去职有隐情

   中国「税病」可谓已经病入膏肓，并大力推动了「合法腐败」。国务院委託的专项调查之结果表明：一些地方（县级）机关，利用非税收入发放年终奖，一个科级干部能拿到五至六万块钱.疯狂的非税收入成为导致中国社会整体骚乱的根源之一。

   中国的财税体制突出地反映了没有民主政治监督的财税体制早晚会出大问题、大乱子，正是「穷也相安，富必生乱」。地方没民主，非税收入疯狂掠夺百姓与企业；中央没民主，理不清财权与事权的关系，导致任何道德性改革都遭到特殊利益集团变相抵抗的窘境。

   二○○五年以来的「内外税合一」至今未结，特为此证.先有五十四家大型在华外资企业联名上书中国国务院，明确反对两税合一，而后国家财政部的税改报告就被搁置在全国人大。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越来越受到「隐型力量（利益）」牵制。在五十四家外资企业上书之后，首钢纳税事件再成一件「准丑闻」。首钢生产区搬到唐山曹妃甸，总部仍在北京石景山，国家税务总局则以专文形式明确规定：企业所得税仍在石景山总部缴纳.这样一个明显「保北京，欺外省」的政策正是原任税长、今升财长的谢旭人签发文件而形成的。

   唐山的强烈不满固然可以「上达天听」，但是中国财税政策的公平性全然被扭曲，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海外媒体关注金人庆去职，但并没注意到在金人庆去职之前的五个月，常务副财长楼继伟悄然离职，转到国务院任正部级副秘书长.楼继伟是财政部的台柱子，也曾是赵紫阳时代「价税财金联动」改革方案主张者之一。而五个月后，金人庆「忿然辞职」，想必是被无「革」可改之窘境所压迫：进之，则必以重手拆改分税体制为务，对核心化权威未稳的胡温政治大为不利；退之，不改现行财税结构，则地方怨言重重。猜测而言，楼继伟的去职也当是此种压力下的个人明智抉择。

   公平而论，金人庆、楼继伟、谢旭人主掌中国财税体制之时，还是辅助温家宝干了两件像样的好事：一个是，清理国家积欠的出口退税两千亿，处理（二○○四）当年退税两千亿，使中国外贸企业涸鱼得水；二是，在财政家底有余的情况下，出台先减后免农业税的政策，为胡温争得了农民的喝彩声，更主要地是堵死了一条底层恶吏欺压农民的路子。

财政民主成为胡温难题

   分税制失败、地方非税收入飞长、楼金二人先后去职，以及二○一○年前改革无望，归根结底是财政没有民主所导致的。地方需要财政民主，必以公民社会监督为首要条件。是开放人大代表资格竞选，还是开放中间社会。胡温新政不但没远期的谱子，连基本概念都未生成，仍以民生牌来应对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央需要财政民主，不仅在於与地方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分税比例，更在於要有独立於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机制。人大的监督太软，同样地，公民个案监督与中间社会监督仍然处於「梦想」阶段。

   与财政民主具有同样权重可影响中国社会质量的问题，还有环保民主、信贷人权两大难题.有斯三项，足让未来五年的中共十七大待以愚公移山精神，并成为留给十八、十九两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