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7年之后的中共最佳状态

   对于中共十七大，包括F功组织、维权团体在内的庞大异议（自由）群体，都寄予了相当希望。这说明胡温政治确实超越了江泽民政治，收到中共自1957年以来未有的成效。但是，人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整个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中共党内也必然反映为实质的多元化，换言之，任何不协调的政治信号的产生都有其背景。我们应当看到，除了中共内部那股最反动并欠有政治血债的势力之外，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甚至连试图“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派，也引进了民主概念。

   中共以往的历史上有错误、有罪恶，但近五年来的政治改革努力确实有所收获，微观者如四川雅安的民意政治试验、江苏的发改委小局域开放选举；宏观者如驾卫方与谢韬等人的“主义转型”，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样的言论和设想能够公开，确实是一大进步。并且，面对中国社会多维度、深层次的分裂，已经对中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生存利益选择总会胜过意识形态刚性。

   温家宝在大连国际会议上的政改表态，以及此前中共理论机构的积极表态，是为证明。

   二、不能以大规模社会骚乱方式催生民主

   在中共本身改革愿望与改革能力没有全面丧失，也即民间自由阵营没有一份清晰的战略评估报告来评价的情况下，想当然地以利用社会骚乱的形式催出民主，是极不现实的。其一者，不但为中共党内最反动势力所利用，而且会被国内民众所厌弃；其二者，不惟中共十七大尚有可指望之处，而且奥运会的积极效应将会产出。关于后者，负责任的异议学者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今日中国除了不能公开兑现宪法利益之外，其他政治要素已经远非纳粹德国、前东德与前苏联的情势所可比。简单地将目前的中共与昂纳克的德共、勃列日涅夫的苏共划为一类，是错误的判断。

   应当的方向是：让中共十七大成为中共一个表态的机会，让奥运会成为中共一个民主表现的机会。

   中共宣传系统不是一直在使用“听其言、观其行”批判模式吗？那么，现在就反过来，让我们也“听其言，观其行”，通过中共十七大到奥运会这么一个并不长的“历史阶段”，来最后评价胡温政治的本质。

   三、中共十七大应加大政治改革增量

   中共内部的绝大多数派系期望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即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思路。但是，中国社会问题积之以久——多维度、深层次社会分裂已经形成，面对此状，很可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吞噬“党内民主——社会民主”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如此，中共方面应增大技术性增量改革，另一方面应作出清晰的战略规划，并设计出二者的中介体系。具体论来，应有：

   其一，确立宪法改革机制并及早批准《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宪法改革机制要点有二：1.成立宪法法院，实行“三三制”即中共人士1/3，民主党派人士1/3，无党派及社会志愿人士1/3；2.将全民公决方式纳入宪法体系，以期解决国家特定、高危时期的难题。

   其二，有序地开放中间社会，明确国家元首直接选举时间

   经过十七大而后明年两会，废止现有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正式出台《中间社会行开放法》。其要点有二：

   1.首先允许公民自愿的监政团体合法活动，只要这样的团体公开宣称遵守宪法，就应给予登记并准予公开活动。

   2.让民间环保组织成为第九个民主党派，合法参与国家议政、参政活动。

   一旦以上两项政治实验收效良好，就要陆续开放政治空间，使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政治力量取得合法身份。

   在以上两项4个方面的政治改革收效后，中共应以执政党的身份选择并公布：2023年以前（即十四届全国人大）实行全民直接选举国家元首的办法，并在此前将此主张写入宪法。

   网络的普及为全民公决以及直接选举，提供的成本最小、信息收集最快的可能。

   （本文只代表个人看法，与任何政治组织与个人无关。）2007年9月15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