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精神”存在道德亏欠——中国开放性体育匮乏的实证报告 /綦彦臣文集

极权主义国家或半开放国家对奥运的政治期望更多：一方面，利用有效的资源动员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外示国威；另一方面，尽管力求政治封闭（或有控制的次序开放），但是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仍是有必要的，至少来说能够满足“塔顶精英”的政治表现欲。东德时代奥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龙应台女士《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文集）记录了她的一个采访：一位与大哲学家同姓的尼采先生（某机械厂的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对前东德的体育设施的匮乏状况进行严厉批判，他说：“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指接受采访地点，西德），我们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在东德）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尼采的批判实质上涉及到了大规模体育活动作为国家的形象工程，与开放性体育（设施）的矛盾。

开放性体育，至少应具有两大特征：其一，由公共支出提供的固定的体育场地、器材，其特征是恒定性不受外界（如经济形势）的影响；其二，这样的设施是完全免费的，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或许允许辅助商业存在——如泳衣的销售、饮料的有偿供给，等。依个人经验而论，开放性体育的匮乏一直是作为一个“制度特征”而存在的，不得不采取一些个人补偿措施，如将足球爱好转变为单人跳绳或骑自行车的无固定路线的锻炼。因为小城市的学校足球场是排他性的，而本来就破败不堪的唯一公共足球又成了工程存料场。

其他更具体的描述，将在正文中涉及。

顺便一说的是，我个人对中国2008年的奥运会是持有积极性政治态度的，比如：由于国际采访的放宽，进而带来国内新闻业的大幅度开放，甚至允许私人资本开办媒体，特别是进入传统的报纸行业；为了表示政治上的渐序开放，应当在奥运会前释放全部在押异见者；还有，借奥运成功之机，全面解决开放性体育匮乏的现状。

第三项即开放性体育匮乏是本报告的关注之所在。

一、实证对象选择：以小城市为例

我所生活的小城市泊头市（县级），约有总人口60万，城区（规划内）居民约为12万。北距天津160公里，距北京300公里，东距正在开发的黄骅港100公里；由于历史上是运河码头之一，商业传统较重（至今尚能辐射临近的南皮与东光、吴桥三县），并成为华北地区少有的与华南大城市（如广州）有密切、固定商业联系的小城市，此盖因盛产鸭梨之故。小城市文化氛围较为浓重，著名的民国期间省主九师（现称师范学校）仍在，市内还有十余家书店与书画店。

相对于小城的商业繁华与文化氛围，开放性体育却匮乏得可怜。市内开放性体育供给只有一个叫“体育场”的地方。长期以来，只有一个足球场地（没有球门、网配置），兼作田径赛场；体育场内有三个相连的篮球场地（水泥地面）；室内运动只有一项，即“国球”乒乓球室。

以上三项运动场地所需要的辅助活动工具，如足球、篮球、乒乓球及拍子均须活动者自备。

另有一处健身型公共活动场所是由一家赢利可观的酒厂提供的，以其商标命名为“三井广场”。其设施相当于大城市（如北京）居民小区的健身配套水平。但在白天兼有汽车停放功能，且由于地处闹市，空气质量很差；在晚间，则成为商业（地摊）场所，有儿童游乐项目（如充气包式的城堡）。

该城市有一处半开放性游泳馆，曾中断过三年之久的营业。现由私人承包，门票5元。由于是露天场馆，无法提供冬季服务。

二、体育场扩建，公共开放体育停摆

目前，小城市的唯一体育场正在扩建，工程的名字叫“泊头市文体艺术中心”。项目进行已近一年的时间，足球场地堆满了沙石材料，篮球场则被占为工程配电区并放置了相当数量建筑辅件，乒乓球室驻进了建筑工程人员。到目前绝大多数市民不知道这个工程完成后，是纯粹开放性的，还是如半开放性游泳馆那样，要收取不算低的费用。

以篮球场为例，在未被占用以前，每天均有10至30人来此进行“个体锻炼”或随机的比赛活动。虽然说，篮球架子已很破旧，如篮版的板条缺断、栏圈水平位置破坏，甚至没有栏网，但每年总能为四千至一万人（次）提供服务。当然，面对开放性体育的缺乏，一些本该由它提供的服务逐渐个人化，其表现有三：

一是，相对富裕阶层，自购室内器材，如跑步机。初步调查，能够享受私人室内自备体育的人数不足三百人，即不到城区居民的1 /400。

二是，转向休闲式健康维护，如按摩、洗脚（足疗）、桑拿，其中不乏性服务。在把性服务“中性化”之后，观察者仍不难看到开放性体育的匮乏实际上促进了性产业（地下化）的繁荣。

三是，在“全民搓麻”的不良文化传统复兴之后，大量的中老年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在笔者走访的10家“中老年娱乐活动室”（即私人麻将馆），有156位参与（星期六下午3点至6点）麻将活动的人中年龄约在45以上、60以下者占到1/3。麻将馆空气质量非常差，除人体排出气味外，被动吸烟成了“小环境公害”。并且，长时间搓麻不仅全失体育运动的本质，而且还会诱发严重的颈椎病、心脏病等。

初步估计，每天参与搓麻活动的中老年人（次）应在1000以上，占到城市人口1/120，是拥有私人健身室人数的3.3倍。

与中老年专用的开放性体育的缺乏相关，使用商业方面提供开放体育（设施）的中老年人多半为“有病之身”，换言之，坚持活动的多数是在“康复压力”下进行的。在高污染的环境中，一位年过60的老人抵抗了脑栓塞病的复发，但是其代价之一就是要牺牲肺健康。

三、农村，“体育”让人很陌生

农村也是中国式休闲（搓麻）的“繁荣昌盛”广阔天地。公平地说，农村遍有麻将之乐而不再受治安机关的处罚，也是中国人权进步的表现之一。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毛的“发展体育，增强人民体质”口号的彻底失效，农村在邓的小康意识指导下，已经没有人再对“体育”一词感兴趣。为此，我走访了自己老家——距市区60华里的自然村集合体——徐屯。就不用说1970年代的公共篮球场（唯一的开放性体育设施）早已为私人住宅所占，就是民国初期建成的小学里也没有专用的体育场地。除了一块凸凹不平的篮球场地外，没有乒乓球室，也没有本该有的足球场地，以及单双杠之类的设施。

赢利性的体育设施有之，那就是数家台球厅。年轻人们台球厅里边消闲也赌钱（小额），比如15个美式花球按随机方法分成三组（每组5个），先打完的一组为胜，桌面上余下另两方的球数则计算成该输掉的现金。一个球计筹最低一元，最高五元。这种活动通俗地叫做“宰球”。农村的台球厅也如城市麻将馆一样，空气极为污浊，人体排出气味与吸烟者吐出的残雾充斥着房间。

在没有开放性体育的农村，除了带有赌博性质的“宰球”外，年轻人的自发体育活动就是“追兔子”——带上自养的并不名贵的猎狗（或许叫“串子”），去田野奔驰。但是，这种运动不但参与者少，而且也受到季节限制，即在秋末冬初时间，到第二年初春。以样本统计而论，“宰球”与“追兔子”的人群几乎没有中老年人，也就是说农村的中老年人全部被排斥在了体育运动之外。搓麻，仍是他们的被动选择。

我们不能想象这个状况的后果，但以国家形象工程出现的“奥运精神”实在是与众多的农村人口无关。既便我们把那些“宰球”运动者与“追兔子”的运动者当作必要的统计对象，他们占到农村人口的数量仍难达到1%的水平。

在徐屯，有4000多农村居民，省级公路从村边穿过，路边上的两家农家饭店火爆异常。路边地皮到了两万块钱一亩的样子。在村中央，包括被出卖给私人的供销社分店在内的各式商店，已有六家之多，从一般副食到电扇、液化气炉子，大都包罗。但是，你要是想买一只篮球，店主会告知你：“等半天，有往市里进货的车，给你捎回来。”我问过一位经营有方的店主，为什么羽毛球拍的外包装上满是尘土，他说：“前五六年时，过年（春节），有从大城市回来人的人家，兴许买上一副。这两年，过年也没人买了。”情况确乎如此，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原来，在农村还和家人们打打羽毛，而后麻将盛行之后，没人再愿从事这项最简单的运动——它不需要乒乓球的桌面、篮球的架子、足球的平坦场地。回乡过年的人们，我成了唯一还保留传统运动习惯的人——骑赛车（自行车之一种）成了“村里的风景线”。

结语：道德化比政治化更重要

中国的“奥运精神”是缺乏道德基础的，开放性体育的匮乏就是其真实的写照。与我们称为“人民公仆”的那个群体每年4000多亿的额外挥霍相比，小城市及农村的开放体育的匮乏，不仅让政治蒙羞，也让道德蒙羞。我们尚不能先入为主地说“奥运精神”不会转化为开放性体育的大发展，但是，至少来说，今日的“奥运精神”还停留在满足“塔顶精英”表现欲的水平上。当王歧山们与罗格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球注目”倒计时仪式时，他们算过这样的一笔帐吗：1.全国生活在小城市（镇）的人口应不少于两亿，这两亿人口还要忍受开放性体育匮乏以多长时间？2.全国按14亿实际人口计，至少70%长期生活在农村，即近十亿的人早已与“体育”相别他路。一个与多数人无关的活动在这个国家举行，其道德基础何在？

如果说奥运一定去政治化的话，那么首先它得完成道德化，即补上开放性体育匮乏的旧帐。问题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