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窑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新闻改善的状况，因一名地方小报记者勇敢的追踪採访，引起北京权力中枢的关心，使得已有十年历史的山西黑砖窑问题彻底曝光。毫无疑问，胡温亲自批示严肃处理，又是德政一件。但透过处理的细节看本质，不难发现大陆官场上的丑陋，比比皆是。要确立一种防止黑工及政权黑化的机制，还没任何希望。我们不妨以蠡测海，浅析几点。

   王兆国人气直升，引起央媒嫉妒

   第一个在第一时间做出明确批示的北京权力人物，是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王兆国在批示完后，立即派出以全总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带队的工作组，於六月十三日中午到达洪洞黑窑现场。

   按以往情况，工会只管比较正规的企业，对乡村企业几无涉及。这次主动扩大工作范围，有违大陆官场上的“潜规则”。但是，王兆国如此负责任的举措为工会这块软牌子带来了好名声，更使他人气？升。六月二十二日，中央联合调查组在山西省首府太原市主办的新闻发佈会，虽是公安、劳动中央两部与全总及山西省政府参加，但会议实质上是由任这个联合工作组的副组长张鸣起主持的。

   此前，山西地方报纸《山西晚报》与全国主流网媒《网易》均在十三日报道，称：“洪洞黑砖场大案惊动中央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做出批示。”但是，正统的中央媒体对这个消息大为嫉妒，两天后即六月十五日中新网记者张恩从太原发了一条“纠正消息”，称：“山西一些黑砖窑非法佣工的严重问题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中国高层领导人密切关注。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也做出重要批示。”

   中新网的一个“也”字，把王兆国的首先批示给排在了四位政治局常委尤其是主管新闻、宣传即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之后。

   箇中意味耐人琢磨，中新网记者“玩”新闻的手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不管中新网如何刻意“重写历史”，王兆国在中央权力人物中第一个派出工作组（而不是后来的“两部一总”的联合工作组）是不争的事实。更耐人寻味的新闻细节则是担任联合工作组组长的劳动部副部长孙宝树在六月二十二日新闻发佈会上的发言，既不提王兆国也不提“吴官正、李长春等领导同志”，只说胡温二人的意见：“胡锦涛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温家宝总理指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会同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及有关部门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工作。”

   于幼军道歉检讨玩“花活”

   于幼军被外界认为是位学者型官员，有广东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不过他的学位不太被外界认可，如同已经出事的邱晓华的在职博士学位，是靠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并挂职安徽任省长助理的官位“压”来的一样，于幼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职硕博二学位，均是他在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常委）时期获得的。

   大陆学界一般不称官员的此种用权位谋来的学位（历）是假文凭，而称之为“软学历”。

   具有软学历和十三年宣传部长资历的于幼军，当然会在此官场风口浪尖上措置“文辞儿”。六月二十二日的联合工作组的新闻发佈会，实际上是“两部一总”的联合工作组“掐着”山西省长作公开检讨。于幼军先说，该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坚决不给予“恶劣”之定性。而后，他又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难辞其咎”，话音未落，就换成了“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其实，在这貌似诚恳的道歉背后，于幼军既不认为此事件实属恶劣，更想让全省主要官员来集体分摊责任。

   于幼军作为宣传系统出来的官员，作风比较轻浮，常常为显示个人风格而在细节上刻意刻画自己。在黑砖窑事件全面曝光后，官方媒体《人民网》与商业媒体《搜狐网》在报道六月二十二日新闻发佈会时，别出心裁，没有採用现场图片，而是把于幼军在二○○六年五月“首届全国网络媒体山西行”大会上的照片给帖在了标题下、正文上的位置。该照片表明：于幼军没用大会的官方茶杯，而是将一只价格不菲的不？钢茶杯放在发言席上。该茶杯有红色防烫护圈。而另一张于幼军在二○○七年一月山西省委外事工作领导会议上的同样体现个人风格的茶杯，则与二○○六年十一月的为同一型号，只不过防烫护圈是黑色的。

   “公安队伍基本烂掉”

   一些民间自由学者有一个大量个案总结后的社情判断，称“公安队伍基本烂掉”，更有甚者，认为它已经沦落为腐败的特权阶层镇压平民的工具。山西黑窑事件对此判断又是一个印证。在被黑窑主圈禁的民工的家人寻找亲人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奇特的环节：进砖场找亲人，需要派出所开信；而派出所对外地寻人者的开信的要求，也是推三阻四。

   一位派出所指导员在无奈之际带寻人者去砖场，中途被窑主拦住，并遭该窑主训斥。如果没有内在的利益勾结，一位派出所指导员怎么会接受一个农民身份的窑主的训斥呢？

   山西黑窑状况存在已有十年之久。山西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李富林在六月十五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披露说：“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从上个世纪九○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门一直採取措施打击整顿，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滓泛起的「反弹」现象。”

   谁留下了死角？谁能让黑窑主“反弹”？山西大地不是非洲丛林，也不是中缅泰边境金三角，民警和武警足以清理各类“黑砖窑”。问题的关键还是警黑勾结。岂不闻百姓有谣曰“昔日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脱下裤子耍流氓，提起裤子就扫黄”？？。

   几乎与山西黑窑事件同时，河北唐山出现了一个拥有装甲车的杨树宽黑社会团夥。该团夥九名主要成员中有一个就有公安局中层干部的身份，职任唐山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观念陈旧、制度失效的写照

   山西黑窑事件突出反映出中国底层政治黑社会化的趋势。纵观中国历史，底层社会一旦完全分裂，再强大的居於社会上层的武装统治集团也无法压制。

   蒋介石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良绅淡出，劣绅专制”的状况正是共产党由“工人党”转向“农民党”的社会基础。中共如果想避免前人之哀，只有痛下决心，公佈进程明晰的民主化路径，比如在十八大时改共产党为社会民主党，现在就迅速开放底层政权海选（即撤销乡村的党支部），等等。

   中共权力核心提出了“制度创新与观念创新”口号，但在具体落实上尚无较大的动作。山西黑窑事件，应当是中共执政集团观念陈旧、制度失效的一个典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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